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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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與林語堂

魯迅與林語堂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家。林語堂是福建龍溪人，先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1923年夏天，林語堂從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學英語系任教。他的一生著譯多達五十多種。如《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以及《京華煙雲》、《風聲鶴唳》等都是他的傑作。

魯迅與林語堂結緣於1924年11月創刊的《語絲》雜誌。《語絲》創刊之初，林語堂就被特約為撰稿人。在北京女師大*和“三一八”慘案中，林語堂與魯迅站在一起，支援愛國學生，口誅筆伐，十分活躍，北洋政府遂將林語堂列入通緝的黑名單。為此，1926年5月林語堂辭別魯迅到廈門大學任職。林語堂離開北京後，一直擔心魯迅的安全，就舉薦他到廈大任教。不料魯迅到廈大後，並不如意，就有離開的想法。但遲遲不能下決心的原因是擔心他離開後，林語堂的處境不好。後來魯迅感到已經對林語堂“愛莫能助”了，就毅然離開廈大，去了廣州中山大學。不出魯迅所料，半年多之後，林語堂也離開廈大，到上海去了。

1927年10月3日，魯迅與許廣平從廣州到達上海。當天晚上，林語堂到魯迅住的旅社拜訪，談至深夜方歸。第二天中午，林語堂與孫伏園為魯迅、許廣平接風。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分外顯得親切。從1925年到1929年這段時間，魯迅與林語堂的關係很密切。林語堂尊敬魯迅，稱他是“現代中國最深刻的批評家”，“叛逆思想家”，甚至還把魯迅比喻為世間稀有的“白象”。當然，在這段時間，魯迅與林語堂也出現過意見分歧。這就是關於“費厄潑賴”問題。當時林語堂步周作人的後塵，也認為不打落水之狗，魯迅則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堅持痛打落水狗。這篇文章發表後，林語堂虛心接受了魯迅的批評，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打狗”的文章和漫畫，以實際行動呼應了魯迅的主張。

可是在1929年8月魯迅與林語堂卻因一次誤會而反目。當時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與魯迅有著版權糾紛。為緩解糾紛，李小峰在南雲樓酒店請魯迅、郁達夫、林語堂夫婦等人聚餐。席間，林語堂言談中附和李小峰，責備了同樣與李存在版權糾紛的張友松，而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這時魯迅和林語堂都喝得有了酒意。魯迅認為這是林語堂指桑說柳，譏諷他與李小峰的糾紛，氣得臉色發青，站起身說：“語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糾紛與張友松無關！”林語堂站起來辯解道：“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他們兩人像一對鬥雞一樣對峙了一兩分鐘。郁達夫立馬收拾僵局，他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向林語堂夫婦擺手，要他們提前退席，這才避免了矛盾的尖銳化。

林語堂在上海立足後，就著手創辦《論語》半月刊，冀望藉助幽默，表現性靈閒適，曲折地表達對社會的不滿；而魯迅則是直面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因而他們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在以後的幾年間，雖然魯迅與林語堂也有聯絡，但是再也找不回過去感情的影子了。

有一次《申報·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為郁達夫和王映霞夫婦去杭州餞行，邀請了魯迅、林語堂、徐懋庸等人出席。飯後，大家抽菸時，林語堂忽然問魯迅：“周先生，您每天都抽幾支煙？”魯迅聽了平淡地回答：“沒有統計過。”林語堂並沒有在意魯迅的表情，還想再問。這時魯迅突然冷言冷語地批評林語堂說：“盡拿些吸菸、戒菸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倒退，現在的中國不需要這種西洋式幽默。”幾句話說得林語堂摸不著頭腦，剛剛緩過神來，魯迅又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裡辦得好！”林語堂這才意識到魯迅是在指責他，自己討了個沒趣。黎烈文見此，連忙舉杯向郁達夫夫婦敬酒，才使林語堂擺脫了窘境。這次聚會更加大了他與魯迅的感情裂痕。接著從1934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些左翼作家批評林語堂和論語派，批評林語堂的幽默刊物是“麻醉文學”，魯迅就在其中。從此，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就越來越疏遠了。

一面之緣：陳雲與魯迅

陳雲與魯迅先生只見過一面，那是在1932年的12月11日的深夜。當時陳雲是奉命轉移在魯迅家避難的瞿秋白夫婦而來到魯迅家的。

瞿秋白在1931年1月的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擊，被排斥在中央領導機關之外。不久就被派到上海，與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他在上海經常變換居住地點，以躲避反動派的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