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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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贈之白話詞”，是跟他開了個玩笑，覺得很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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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雞，總是漂亮的鳥類：周揚與馮雪峰（1）

周揚和馮雪峰，前者是湖南益陽人，後者是浙江義烏人，前者生於1908年，後者生於1903年。他們都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1927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周揚在白色恐怖中失掉黨關係時，是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和夏衍幫助他恢復的黨籍。

1929年9月，馮雪峰受*中央宣傳部幹事兼文委書記的潘漢年的委託，讓他代表地下黨與魯迅商談成立“左聯”事項，直接參與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並於1931年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後擔任*文委書記。

周揚在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到日本留學，後因參加進步學生活動，被日方驅逐回國。他回到上海時，“左聯”已經成立。他先是加入“左翼戲劇家聯盟”，後經馮雪峰介紹，被吸收進“左聯”，並於1932年9月，從姚蓬子手中接過“左聯”的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周揚與馮雪峰的最初分歧就是從這個刊物開始的。

當時的《文學月報》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馮雪峰讀了這首長詩後，覺得這首詩完全違背了黨的策略，思想傾向不好。他作為文委書記，不能不對黨事業負責，於是找到刊物的負責人周揚，提出看法，建議在下一期公開糾正。可是周揚卻與他的觀點不一致，為此兩人爭吵起來。馮雪峰心裡很窩火，當天就分別找到瞿秋白和魯迅述說此事。他們都與馮雪峰的意見一致，馮雪峰想請魯迅以“左聯”負責人的身份發表一下意見。魯迅認為還是由《文學月報》自己糾正為妥，但他表示，可以以個人名義談點看法，於是就寫成了雜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實際上這篇文章暴露出來的分歧　，只是個導火索。當時周揚雖然不如馮雪峰在黨內的職務高，但他對馮雪峰把這首詩提高到“完全違背黨的策略”的觀點，不能認同，甚至認為這是馮雪峰故意刁難他。不過，在當時周揚對馮雪峰的觀點有牴觸情緒，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需要從這首《漢奸的供狀》產生的背景說起。

這首詩所指的“漢奸”就是胡秋原。它以辱罵與恐嚇的語言，謾罵胡秋原等“第三種人”和“自由人”，是緣起於1930年代“左聯”與“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文學論爭。當年，在國民黨御用文人與“左聯”的革命作家的“圍剿”與反“圍剿”的激戰中，胡秋原以“自由人”的面目，攻擊革命文藝，稱革命文藝是政治的留聲機。在左翼作家集中火力批判胡秋原的觀點時，蘇汶（杜衡）則以“第三種人”姿態，發表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實際上是以“拉偏架”的方式，攻擊左翼文壇。為此，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等革命作家，都對胡秋原、蘇汶等人的觀點進行口誅筆伐的批判。一時間鬧得上海文壇上硝煙滾滾，殺氣騰騰。可以說在這次反擊戰中，馮雪峰與周揚分別寫了一些文章投入戰鬥，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可是，在馮雪峰閱讀了張聞天署名“歌特”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之後，思想迅速轉變，不再對胡秋原和蘇汶等人，採取敵對的方式。張聞天的文章深刻地指出了當時上海文壇的左傾關門主義，批評了否認“第三種文學”的錯誤觀點，指出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的同盟者。馮雪峰根據張聞天的指示，調整了自己的思想認識，卻沒有及時地向周揚解釋清楚，這樣他們之間就因為這次爭執而結怨。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錦雞，總是漂亮的鳥類：周揚與馮雪峰（2）

周揚與馮雪峰分歧的第二個波瀾，是在1936年馮雪峰接受黨中央的派遣到上海傳達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1935年周揚、夏衍根據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指示，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1936年4月，出席了瓦窯堡會議的馮雪峰來到上海，向左翼文藝界貫徹這次會議精神。他到上海後，沒有直接去找時任上海文委書記的周揚，而是在探望魯迅時，魯迅和胡風與他談到對“國防文學”口號的看法。馮雪峰認為這個口號沒有體現出瓦窯堡會議透過的*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精神。他建議提出一個能夠體現中央精神的，“有明白立場的左翼文學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隨後，魯迅讓胡風寫篇文章提出這個口號。胡風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的短論，發表在《文學叢報》上。周揚等人認為這是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