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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是因為彼此的治學道路不同。胡適受到西洋文化的薰陶，信奉和宣揚的是實驗主義。而章太炎是經學出身，專門研究“小學”，擅長考證經史，學識博大精深。他們的治學思想和方法都迥然不同，這就難免有些齟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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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長相親不相鄙：章士釗與胡適
章士釗雖然留學過日本和英國，精通日、英文字和外國文化，可是他卻主張尊孔讀經，維護傳統文化，對五四新文*動，對胡適提倡的白話文，卻極盡攻擊之能事。
本來章士釗與胡適是未曾謀面的朋友。1913年章士釗因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在東京創辦了《甲寅》月刊。當時的胡適正在美國讀書，他翻譯了一篇法國作家都德的小說，投給《甲寅》，很快就刊登了出來。為此他們有過幾封書信往來。他們相隔數千裡之遙，沒有機會見面，但卻建立了朋友關係。
胡適在1917年回國後，倒北大教書，開始倡導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而章士釗在1918年回國後在上海教書，儘管對胡適的主張不滿，並沒有發生論爭，到也相安無事。他們間的對立情緒是發生在章士釗擔任段祺瑞執政府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期間。章士釗到北平的第二年就著手恢復了《甲寅》雜誌。他創辦這個雜誌是為了提倡尊孔讀經，反對白話文。這是一本文言文的雜誌，宣告不發表白話文的作品。在復刊號上他發表了《評新文化運動》，文章公開點名批評胡適，特別痛恨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指出提倡白話文是“陷青年於大阱，頹國本於無形”，甚至不顧自己計程車大夫身份，以謾罵的口氣攻擊胡適。當時胡適正在杭州煙霞洞養病，一位友人將章士釗的文章拿給他看。胡適對章士釗的謾罵並沒有回擊。他說：“這種謾罵，是罵不倒我們繼續做白話文的，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動。”胡適對章士釗的寬容，是因為他對章士釗一向評價很高，他認為章士釗是1905—1915年這十年期間很有影響的政論家，文章的邏輯與文筆，以及為文時所表現的個性，都是令人稱道的。或因如此，胡適是出於對年長於他10歲的章士釗的尊敬，並沒有與老朽的復古派論爭和絕交。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適到擷英番菜館去吃飯，恰好碰到章士釗也來吃飯。章士釗對胡適的大度很是欣賞，也自感到自己對胡適的奚落有點過火，飯後，他就提出到對過的一家照相館照張合影。當時照相洗印很快，他們相約在照片上各題寫一首詩，以作紀念。章士釗在照片背面題寫了一首蹩腳的白話詩：
你姓胡，
我姓章；
你講甚麼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並坐，
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
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適讀了章士釗的題詩，意識到這是章士釗向他示好的表現，隨即就寫了首舊體詩，委婉地回擊了章士釗的謾罵，也暗示出合好攜手並進的願望：
“但開風氣不為師”，
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
願長相親不相鄙。
在緊接著發生的女師大風潮中，他們的確表現得很“相親”。1925年5月北京女師大在召開國恥紀念會上，校長楊蔭榆被學生們噓聲趕走。為了報復學生們，楊蔭榆開除了六位學生自治會職員，由此激起了學生們的義憤，掀起了“驅羊（楊）運動”。當時擔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很支援楊蔭榆*學生運動。8月初，章士釗則在國務會議上提出停辦女師大的方案，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8月18日北京大學評議會開會，透過決議“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拒絕接受章士釗簽署之*檔案”。面對這個事件，胡適卻聯名幾位教授發表《為北大脫離教部關係事致本校同事公函》，強調“學校為教學的機關”，“研究學術的機關”，應該“學術獨立”，而“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裡去”。處於窘境的章士釗對胡適的主張十分感激，在《甲寅》週刊上載文稱讚胡適等人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不過，為時不久，章士釗又在《甲寅》上攻擊白話文，胡適就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老章又反叛了！》的短文，披露章士釗題寫在相片上的“白話歪詞”，指責他是個“不甘心落魄”的“時代落伍者”。章士釗後來在一篇文章裡說胡適公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