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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平後，沈從文就著手準備與張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頭沒有多少積蓄，張兆和就將自己一隻戒指，讓沈從文當掉。當時，沈從文寄居在楊振聲家裡。這一天楊家的管家將沈從文換下的褲子拿去洗時，發現口袋裡的有張當票，恰巧沈從文不在，就交給了楊振聲。楊振聲這才發現沈從文手頭拮据，就預付給他50塊錢的薪金。幾年後，楊振聲與張兆和的四妹提起這件事時說：“訂婚時都是男士送給小姐戒指，作為信物，哪有還沒有結婚，就當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戰爆發後，楊振聲、沈從文與北大、清華的一批教師撤離北平。楊振聲被任命為長沙臨時大學的主任秘書，負責組織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師生南遷的疏散和善後工作。西南聯大成立時，楊振聲擔任敘永分校主任，聘任沈從文為國文系教授。過了一段時間，張兆和帶著楊振聲留在北平的子女來到昆明，他們和楊振聲一家住在蔡鍔的舊居里，形成了一個特殊時期的“臨時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飯，一起吃飯，長幼有序，其樂融融。此間，楊振聲、沈從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務之餘，仍然繼續編纂國文教科書。他們分工細緻，每週聚會一兩次，工作進行得井然有序。抗戰勝利後，他們一起回到北平，楊振聲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沈從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後楊振聲調到東北人民大學工作，沈從文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他們才分居兩地，很少見面了。
落魄時的忘年交：陳獨秀與臺靜農
陳獨秀與臺靜農都是安徽人，陳獨秀的家鄉懷寧和臺靜農的家鄉霍丘，都屬於皖北，卻一個在南，一個在北。陳獨秀曾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可是在臺靜農1922年進入北大時，陳獨秀已於1920年離開。一向很尊敬陳獨秀的臺靜農，在抗戰前卻一直無緣與陳獨秀相識。
在1938年10月他們卻在四川江津縣（今重慶市）意外地相識了。1937年8月陳獨秀被釋放出獄後，他和妻子潘蘭珍在武漢住了一段時間，於1938年7月搭乘中國銀行的飛機到了重慶。幾天後他們來到江津縣，投奔他的好友鄧仲純。這一年的10月19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舉行魯迅逝世兩週年紀念會，老舍邀請住在江津白沙場的臺靜農，到重慶作魯迅生平報告。第二天台靜農回到江津，順便去看望他在山東大學時結識的好友鄧仲純。鄧仲純在這裡開了一家“延年醫院”。臺靜農剛一進門，鄧仲純就大聲說：“靜農到了！”原來陳獨秀聽鄧仲純說臺靜農要來，就提前到他的小醫院來等臺靜農。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
江津縣城與白沙場都是長江口岸，兩地坐船隻有三個小時的路程，陳獨秀與臺靜農時常見面和通訊。當時，陳獨秀準備寫兩本書，一本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書，一本是有關文字的書。他將在南京獄中寫的《中國古史表》寄給臺靜農，請他油印二十餘份。他給臺靜農寫信說：“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有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以毒害青少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以遺同好，免完全喪失也。”關於文字的書，他倒是為了餬口編了一本《小學識字讀本》。書名“小學”，即含有漢代以後以研究文字為“小學”的意思，也意味著為小學教師所用。他寫這本書，目的是想詮釋文字的來龍去脈，讓學習者知其所以然。他運用了許多新興學科知識，克服了古人的侷限，這確實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他在編寫這本書時，臺靜農給予他很多幫助。當時臺靜農在編譯館掛職，經常給陳獨秀借閱一些參考書，還為這本書聯絡出版事宜。國立編譯館館長陳可忠答應出版，併為陳獨秀預支稿費五千元。遺憾的是陳獨秀沒有來得及見到這本《小學識字讀本》的付梓，就在1942年的5月病逝了。
為了感謝臺靜農，陳獨秀生前將自傳手稿送給臺靜農，他在後面寫道：“此稿寫於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時居南京第一監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茲贈靜農兄以為紀念。” 陳獨秀在江津居住的四年間，與臺靜農通訊百餘封，臺靜農成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忘年朋友，事無鉅細幾乎都依靠臺靜農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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