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人情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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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常用筆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從寧波第四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小學任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的推動下，萌生了對新文學的興趣，特別是剛剛成立的文學研究會的文學主張，更是激起他立志獻身新文化運動的決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寫了一篇評論作家徐玉諾詩作的文章《對於一個散文詩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給上海的《文學旬刊》。當時主編這個刊物的鄭振鐸讀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讚賞，立即就簽發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學旬刊》第37期上。還在文末以編輯附記的形式，予以推薦。幾天後，王任叔將自己的新詩草編成集，取名《惡魔》，寄給鄭振鐸，又得到了鄭的讚許。鄭振鐸在《文學旬刊》第40期上選發了《惡魔》中的短詩《遣悶》，並在給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盡力為謀出版，現在且先在旬刊上選登出來。”

這一年的7月，鄭振鐸與沈雁冰應寧波教育界的邀請赴甬講學。在這次講學活動中，鄭振鐸與王任叔第一次會面，由此開始了他們間的友誼。1922年年底，經鄭振鐸介紹，王任叔加入文學研究會，成為該會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與鄭振鐸的交往中，鄭振鐸在思想上和文學創作上給予王任叔以極大的影響，王任叔發奮寫作，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他就相繼出版了《監獄》、《破屋》、《殉》、《阿貴流浪記》等多部作品，成為文學研究會中有成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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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無辜的株連：胡風與綠原

綠原，本名劉仁甫，1922年出生在湖北省黃陂縣。其父是個手工業者，依靠照相和製作竹篁工藝品為生。綠原兩歲時，父親去世，13歲時母親病故。人生的遭際並沒有銷蝕綠原的志氣，尤其是當年燃起的抗日烽火，更是激盪著他的心。1939年他寫了一首宣傳抗日的詩歌，貿然地投給武漢出版的《七月》雜誌。

他的這首習作寫得水平有限，還帶有模仿的痕跡，投寄出去之後，並沒有抱什麼發表的希望，可是他竟然收到一份署名“七月社”的回信，信中指出他的詩作有些概念化，缺乏生活的氣息，還沒有提煉成詩。最後還鼓勵他“寫出更成熟的作品”。當時他還不知道給他回信的編輯是《七月》的主編胡風。在以後的多次書信聯絡中，他才發現給他回信的總是那種十分熟悉的字型，因而斷定這位編輯就是主編胡風。

1942年胡風著手編輯《七月詩叢》，入選者都是《七月》的撰稿人，如田間、天藍、魯藜、阿壟、鄒荻帆、冀汸等人。當時，綠原正在西遷重慶的復旦大學外文系讀書。有一天，同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鄒荻帆找到綠原，將胡風寫給他的信給綠原看。信中提到：綠原先生也向《七月》投過稿，現在他的詩成熟了，希望他也編選一本詩集，列入《七月文叢》。胡風的重視與獎掖使得綠原激動萬分，隨即選編了一本詩集《童話》寄給遠在桂林的胡風先生。

第二年胡風來到重慶，綠原才有機會與胡風見面。胡風在重慶期間，他們的聯絡逐漸多了起來。1944年綠原和幾個同學被徵召，為來華參戰的美軍當翻譯。經過受訓後卻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綠原拿不準主意去不去，就找到胡風商議。胡風對“中美合作所”不瞭解，就建議他別去，並幫助綠原在川北的嶽池縣找到一個教書的職位。

1947年夏天以後，胡風來到上海，著手編輯《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的第二輯，收入了綠原的第二本詩集《又是一個起點》和第三本詩集《集合》。

1954年，胡風撰寫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即三十萬言書），由此引發了對胡風的“我們必須戰鬥”的批判。到1955年1月，胡風決定檢討自己的錯誤，但胡風經常頭痛，紛亂的頭緒需要整治，思想的脈絡需要梳理，只得求助於朋友，於是綠原、路翎幫助胡風分析認識，最後由胡風自己整理成文，寫出了《我的自我批判》。此後隨著批判胡風運動的深入開展，綠原也於1955年7月14日受到株連審查，被捕入獄。直到1962年6月5日才獲得“免於起訴”的處理，安排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1980年3月胡風從成都來北京治病時，綠原和胡風才在相別25年之後得以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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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為師，終身敬之”：何其芳與俞平伯

何其芳在1931年考入北大時，俞平伯已經是北大教授了。當時，何其芳雖然學的是哲學，但他十分喜歡文學創作和古典詩詞，尤其是喜歡俞平伯的散文，因此每逢俞平伯講授中國古典詩詞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