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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然放走對方，足見上下級的溝通是存在很大問題。
據此言之，高歡之對六鎮的掌控，與其說是令行禁止，不如說是拉攏示好。
｛東魏武定四年末，高歡臨終前看到兒子高澄憂心忡忡，就問兒子是否擔心侯景造反。
高歡說：“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撥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
這段話很著名，為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所熟知。
“養”與“被養”，放在東魏具體的歷史場景中，高歡顯然是被動的，他不能不養。
漢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歡，干涉一下勳貴“掠奪萬民”的行為，高歡的回答是：“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
這則例證，反映了高歡與勳貴之間“養”的具體涵義：高歡縱容勳貴，換取勳貴在武力上的支援。所以，高歡和勳貴之間的關係，在上下級之外，某種程度上帶有對等的性質。｝
（引自《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
有關高歡對北鎮武人的縱容，還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間的對話同樣很知名。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這段對話顯示出高歡對其政權基礎的認識，所謂督將在這語境下就是指的鮮卑、或者說北鎮武人，在高歡看來，東魏統治的基礎就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
在西魏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這二者都需要優待籠絡。
高歡最後一句“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指的是高歡已經決定畢其功於一役，沙苑之戰解決西魏的威脅後便認真考慮杜弼的提議。
但很可惜，沙苑之戰事與願違，高歡也已經意識到西魏已經不是一兩場戰事就能解決的危機，需要做好長久的準備。
536年，高歡之子高澄前往鄴都輔政，並在之後主持了一系列打擊權貴的反腐工作，常被後世援引解讀。
但高澄打擊權貴的同時，東魏的外部環境發生基本變化了嗎？或者說，高歡此前所言“爾宜少待”的政治環境達成了嗎？
沒有！非但沒有，反而因為沙苑之戰的戰敗變得更加惡劣。
東魏是一個霸府政權，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王朝，一切的政治活動都要圍繞軍事這一根本目標。
東魏的外部環境既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高歡所憂慮的邊患問題仍然存在，那麼高澄的一系列改革、特別是針對晉陽北鎮勳貴群體的打壓，註定只能虎頭蛇尾！
回到渤海高氏的問題上，高歡認為立國的根本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那麼高乾兄弟屬於這二者嗎？
高乾兄弟並不屬於傳統的世族官僚，說他們是河北地方豪強更加合適，他們兄弟以鄉資為基礎、以武功為途徑，並不同於完全脫離鄉土基礎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
公元543年，高乾之弟高仲密據州反叛，投靠西魏，從而引發了東西魏第四場大戰的邙山之戰。
有關高仲密的背叛原因，有說是情色事件引起，有說是因為高澄主持的整頓吏治，也有說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
高仲密的反叛，其實就是渤海高氏在東魏政權一路走低的一個結果。
誠然，渤海高氏在高歡霸權初期是地位超然、擁有盟友地位，就連高歡都要稱呼高乾為大叔。
高乾的死是其家族遭受的第一次打擊，其諸弟俱不能代替高乾維持在北魏以及東魏政權中的政治地位和號召力。
高敖曹的死是第二次打擊，渤海高氏喪失了在河北豪強武裝中超然的領袖地位。
政治與軍事上雙重失意後，渤海高氏還能剩下什麼？那就是不菲的鄉土人脈和經濟資源。
史載高仲密擔任御史中尉期間，選用御史多為其親戚鄉老、不孚眾望，被高澄勒令改選。這明顯就是高仲密自恃勢位，希望在朝中樹立引援同黨的一次嘗試。
高仲密並不具備其兄高乾的政治聲望和號召力，也不具備其弟高敖曹出色的軍事才能，並且沒有敏銳的意識到東魏時局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高歡霸業之初，渤海高氏是其政治盟友，但在東魏建立多年後，渤海高氏已經成為高歡政權的一個障礙。
特別當西魏分立已成定局，高歡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