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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之後做出的決定，也是他們當時唯一的選擇。
畢竟高歡當時已經徹底消滅爾朱兆，並以晉陽為其霸府、確立了並肆之地為其大本營的路線，與河北豪強之間並不存在針鋒相對的鄉土資源競爭矛盾。
公元534年，高歡自晉陽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義也是誅殺斛斯椿等爾朱氏餘孽，這與河北豪強的政治訴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後，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橋之戰中戰死。自此以後，東魏方面便鮮有漢人擔任方面大將。
高敖曹的死，當然不可以直接歸咎於高歡，但其實仔細分析之下，高敖曹應該是死於東西兩大北鎮武人集團的聯合絞殺。
高敖曹的軍事能力不必多言，儘管高歡坐擁六鎮大部分的軍事武裝、且麾下多有北鎮將領，但在東西魏對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終都是獨當一面的統軍大將。
當時世道，南下的北鎮武人已經成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師王思政也還沒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說是當時河北漢人武裝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風也的確是讓人志氣大壯。
高敖曹曾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玩握槊搏戲，御史中丞劉貴遣人來召見鄭嚴祖，高敖曹卻不放行，並命人將劉貴使者用木枷鎖住，劉貴使者說：“枷時易，脫時難。”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頭顱並說道：“何難之有？”
之後高敖曹又與劉貴相坐，有人來奏黃河民工死傷甚巨，劉貴說：“頭錢價漢，隨之死。”高敖曹聞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劉貴。
劉貴逃回軍營，高敖曹還要召集部伍攻擊劉貴軍，侯景、万俟洛等胡將勸說之下，高敖曹才肯罷休。
劉貴就是當年高歡落魄投靠爾朱榮時、數次向爾朱榮舉薦高歡的匈奴人，面對高歡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讓。
雖然後世有論劉貴所謂“一錢漢”並非特指漢人命賤，高敖曹反應過激云云，但先有社會普遍的歧視氛圍形成，才會有聞言大怒的反應，這是必然而有的現實。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剛愎之處，但其不阿貴幸、勇於反擊的作風，在北魏末年胡風浸深、六鎮武人桀驁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亦足可稱筋骨強悍。
史載高歡對高敖曹禮遇有加，臨軍常以鮮卑語號令，但在面對高敖曹時便說漢話。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門僕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歡亦不見罪。
但無論高歡個人對高敖曹怎樣的禮遇，東魏之所建立依賴北鎮武人為其軍事基礎的基本路線不會改變，高敖曹這樣的存在在東魏自然是一個異類。
東西魏河橋之戰，是東魏侯景、高敖曹率先發難，進攻金墉城。之後侯景退走河橋，西魏大軍得以全力進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終不敵退走，抵達河陽時卻被河陽太守高永樂拒絕接納，最終西魏追兵趕到、斬殺高敖曹。
在這過程中，始終不見侯景對高敖曹進行有效增援，而作為高歡族親的高永樂對高敖曹更是惡意明顯。
所以說，高敖曹的死，其實是北鎮武人為主體的東西魏聯合對高敖曹這一漢人武裝代表的排斥與加害。
侯景作為懷朔鎮僅次於高歡的北鎮武人代表，其時又離開河北前往河南發展，高敖曹也時常領兵於河南進行軍事活動，彼此間的勢力範圍與活動空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
雖然河橋之戰的爆發不是以剷除高敖曹為最大動機，但當戰場區域性形勢形成時，侯景是有絕對的理由和動機放棄高敖曹這一友軍。
高敖曹長久以來不合群的桀驁姿態，也讓他遭到東魏北鎮武人群體杯葛排斥，因此高永樂落井下石，眼睜睜看著高敖曹被西魏軍隊斬殺。
高歡對渤海高氏的態度，也是東魏政權初期勢力格局一大線索。
最初，高歡剛剛接手六鎮鎮民，因六鎮之眾疲弱難戰、勢力仍然弱小。正是靠著河北豪強的主動接納，高歡才得以順利進入河北。
直至韓陵之戰時，高歡的兵力仍然遠遜爾朱氏，這說明他對六鎮鎮民的整編仍然不夠徹底有效。
前文有講，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收復，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詐在內的權術基礎上的。因此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控制力究竟幾深，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討論空間。
起碼在邙山之戰發生時，六鎮鎮民或者說其中的代表將領，對高歡是否篤定效忠，就連高歡自己都不能確定。
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東魏將領彭樂。戰爭初期，彭樂因為衝得太猛，有人誣告彭樂反叛，高歡居然信了。而彭樂在幾乎抓住宇文泰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