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家事與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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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一個開路的工人。”（《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胡適不僅寫文章，而且訓練了他做編輯工作的本領，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我編輯這個雜誌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代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我的信仰》）這樣說來，《競業旬報》的寫作與編輯，便是日後胡適思想體系的嚆矢了。

胡適參與《競業旬報》的採編工作，實際上貫穿了他求學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的過程。因為###，胡適隨一些激進同學離開公學，自辦新公學繼續學業，同時又兼了新公學低階班的英語教師、兼批改作文（饒樹人、楊杏佛、嚴莊、張奚若便是這時期他的學生）。其間，他還因為腳氣病發，一次在上海南市瑞馨泰茶葉莊、一次回老家上莊養病，因此接觸了中國古典詩詞，並試著寫了不少，因此在中國公學校園裡得了個“少年詩人”的名聲。1909年10月，中國新公學與中國公學合併，新公學學生可以自由回老公學去，胡適和一些同學不願回去，就租住文監師路（今海寧路）南林裡，閒居上海了。

海寧路，昏天黑地胡混，度過精神大轉機（1）

《胡適評傳》的作者李敖說過：“胡適之不是輕易被瞭解的人。”誠然，謙謙君子胡適，新公學解體離校後，考取二期“庚款”留學美國官費生前，在上海1910年沉悶的春天，有過一段黑色的日子。

中國新公學誕生於中國公學爭取共和鬥爭###之時。退出老公學的學生自動捐款，加上社會資助、支援，租賃愛爾近路慶祥裡作校舍，學生自己管理，（部分學生為之犧牲自己的學業），兢兢業業辦校，爭口氣讀好書，艱苦悲壯地支撐了一年多時間，終因經費拮据到十分嚴重的程度，難以為繼了。老公學雖然在吳淞造了新校舍，但生源貧乏，主動招呼新公學。後者藉以中國新公學這塊牌子在社會上有響亮的優勢，與老公學談判合併，160多人的新公學大部分學生回去了。曾為之奮鬥的胡適的心境，正如他一首五律中所言：“淒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應有天涯感，無望城下盟！”他和他的革命黨的四川同學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吳仲實（恂昌）等就因“為一個理想而奮鬥，為一個團體而犧牲，為共同生命而合作”，“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而拒不回去。胡適因此兩個公學都沒有畢業，流落社會了。

胡適還有一重難言的苦衷：績溪家庭經濟已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哥、二哥和母親分家（三哥因已承繼出去，且已亡故，無權分家，但他的###子女，馮氏還是收留了他們），胡適寫信回去，打腫臉充胖子說，“我現在已自立，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著幾畝田，半所屋而已”。在這樣的困惑境況中，胡適如何能返鄉？他沒有本領收拾家庭殘局！

幸好，他的中國公學英文老師王雲五好意推薦他到華童公學做國文教師（1910年2月），有了一筆固定收入。華童公學是租界工部局所設的專收貧民子弟的學校，但內部腐敗，教員間互相傾軋；學生年齡有二十或十一二歲，極難駕馭。新公學解體後，胡適拿到二三百元（教英文課）欠薪。這樣總算在上海住了下來。

人與群分，他與林、但、吳三同學合租南林裡一所房子的西屋。還有一位叫唐桂梁蟒的同學，是戊戌變法六烈士之一唐才常的兒子，亦是趣味相投，密切往來。他們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1910年的黃興廣州起義失敗，接著汪精衛謀炸攝政王載灃失敗，以及早二年的欽州起義失敗、河口起義失敗、安慶起義失敗，他們中瀰漫著悲觀、失望的情緒，愛發牢騷，行為不檢點。正巧房子東屋住著一個混血的德國籍教員何德梅。此人不簡單，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北京官話，什麼中國的玩意兒（吃喝嫖賭）都在行。他把西屋這群青年帶上了，“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不過墮落還是有限度的，因為“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但隨便怎樣，“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裡胡混，有時候，整天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四十自述（五）我怎樣到外國去》）

這種胡混，有胡適的日記為證——

近日百無聊賴，僅有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