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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處一搓一帶，石砟就顛開了，我們管這種現象叫“空吊”。為了解決“空吊”給線路造成的損害，他就想能不能讓枕木和石砟間隔離，試了幾種辦法後，他覺得，往鋼軌接頭枕木下面墊膠墊效果最理想。第一次他墊塊小膠墊，結果沒幾天，小膠墊被上壓下擠得沒了形狀。他開始往裡放大膠墊，一塊不行兩塊，線上路資料允許的範圍內，他一點點地摸索、試驗，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成功地整治了接頭病害。僅這一項發明，就讓線路的質量提高了一大步。 。。
就線上路邊（2）
還有一件事兒，是我這輩子也忘不了的事兒。
2005年元月的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雪，天氣寒冷，凌晨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和副工長鬍滿才被一陣急促的敲門驚醒。鄭雲典在窗外喊著：“快起來，有斷軌，備車，拿工具。”
凌晨的三點鐘。這個時候是一天裡溫度最低的時候，鋼軌最容易折斷。福生莊車站行車裝置顯示紅光帶，一列貨物列車被阻斷軌前。
這天恰巧是個休息日，工區的人全都回家了，只剩下值班的工長鄭雲典、胡滿才以及司機王利民和我。
當汽車軋著厚厚的積雪馳到離故障線路還有一公里的時候，汽車顛了一下，突然熄火了。王利民重新發動汽車，車呼呼地喘著粗氣不肯前進半步。我們探頭一看，汽車陷到了雪窩裡了。
下了車，我們大吃一驚，雪窩的位置是河裡一個冰窟窿，汽車的重量讓這個冰窟窿周圍的冰全碎了，河水滲了出來，把汽車軲轆包圍的嚴嚴實實，一轉動冰花四濺。汽車開不出來了。
往前看，能隱隱地看到被阻列車的車頭射出的燈光。我們從車上卸下急救工具，扛上趟著水就跑。溼鞋一沾雪就凍成了冰疙瘩。被水浸溼的棉褲瞬間凍得硬梆梆的。
一條夾板將近二十公斤，再加上急救器和枕木墩子，我們連扛帶抱，天黑路滑，鄭雲典一個跟頭摔到線路上，工具掉了一地，他顧不上疼痛，摸黑撿起工具踉踉蹌蹌地往故障地點骨碌。胡滿才也摔了個跟頭，手裡的零件散了一地。時間不允許我們趴在雪地裡一點點地找，我們就那麼在雪地裡摸黑劃拉，能劃拉多少算多少。戴著手套根本什麼也撿不起來，我們就把手套摘了。結果手套也丟了。跑到故障軌前。我們也顧不得冷。藉著火車的燈光，也就是十來分鐘的功夫就將斷軌做了急救處置。線路處理好了，列車轟隆隆地開過去了。
列車一開過去，四周一下又黑壓壓的，寒冷從四面八方趕了過來。冷也不能回工區，因為還要看著線路上急救器的狀態，後續還有列車，夜裡是沒法換鋼軌的。
站在漆黑的曠野裡，鄭雲典問我：“冷不？”
我上牙打著下牙說：“冷！”
那種冷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冷。寒冷順著凍成了冰坨的腳向身體裡鑽著，腮幫子凍得硬梆梆的，張不開嘴。風不時地卷著雪粒子呼呼怪叫，四周的大山寂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在更深處的黑暗裡似乎潛藏著某種恐懼，隨時都會跑出來。鄭雲典摸著黑摟了一些枯草，堆起來，說：“點著，點著就好了。”
我們用已經凍僵的手翻遍了全身，誰也沒帶打火機。天哪！那怕只有一根小小的火柴也行啊！
講到這兒，他扭過臉，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我看見他眼角有一滴淚珠。
我們唯一希望在汽車上，可汽車陷在冰河裡。王利明說：“我跑一趟吧，找找看。”
鄭雲典攔住他：“這麼冷的天，回去還得趟河，算了。”這時對講機呼叫說又要過車。鄭雲典讓王利明防護，老胡、我和他再次上線路。那天晚上的車真多，我們沒有停的時候，上去又下來，下來又上去，一夜上就我們四個人線上路上。一到接車的間隙，鄭雲典就說：“跑一跑，身上還熱乎點，不動非得凍死在這兒不可。”
我們沿著路基來回小跑著，依靠著自身產生的熱量與大自然抗衡著。我們可以回去，我們也可以找個藉口封鎖了線路，等待搶修的隊伍。但我們卻沒有那樣做，在這個能凍死人的夜裡，在生命和責任的選擇中，我們守線上路邊，用我們的責任感來驗證著人類的智慧和良心。
就線上路邊（3）
……
那一夜，福生莊車站的值班人員一直在對講機裡喊：“鄭工長、丁英，你們跟我們說會兒話，說會兒話。”他們知道，這個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對堅守在大山裡線路上的我們工務人員意味著什麼。
他的聲音有些哽咽，把象棋子放在棋盤上。
我知道那意味著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