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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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屆同學。市外辦主任李儲文（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現為上海市政府顧問、市社聯主席）與我同組，第二次會議期間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兒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間增加了一個共同的話題。

葛劍雄　我當人大代表的故事（3）

不過從第二次會議開始，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都逐年發生變化。例如，領導人出場不再奏樂、全場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為自己購票，一般只安排一兩次。記得有一年是看關肅霜的京劇，我買了票與列席會議的譚先生一起觀看。隨著市場供應的好轉，會期的內部購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員會撤銷，恢復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會選舉正副市長。對市政府的工作報告，開始強調審議，不再先表示堅決擁護，具體意見增加，有的還相當尖銳。我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人民代表的職責，並且不限於大會期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全面展開，一些情況反映給我們這些代表。我盡力而為，總算解決了兩件。一位住在長寧路的周某給譚其驤先生寫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現雖落實政策返回上海，卻一直沒有安排工作，請全國人大代表轉達要求。那時我已擔任譚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並將材料整理好，讓譚先生帶到北京，交給全國人大。但會後仍杳無音訊，周某不斷來信。到下次大會時，我與譚先生聯名上書，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寫給我。大約經過兩年間多次反映，終於收到周某來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學（或許是他原來的單位）工作。他要求與我們見面，當面致謝，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我覺得他恢復工作是理所當然，而且遠遠彌補不了他所受的損害，我既不忍聽到他的感謝，更怕當面推辭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給我寫信的是所在區一位中學教師，“文革”期間因鄰里糾紛，被對方串通公檢拘捕，長期沒有平反。我雖已離開該區，但在公檢法還有不少熟人，包括幾位領導。有人勸我不要管此事，因為牽涉到某領導，當時就是他辦的案。提了一年毫無結果，我直接找了區委書記，經他批示，讓我與公安局、教育局領導直接討論商談。在這種場合與熟人見面頗為尷尬，我只得公事公辦，據理力爭，駁斥公安局的種種藉口，最後達成一致，為這位教師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多年後，我回母校作報告，結束時一位教師來見我，問我還記得他嗎？原來他就是那位教師，後調入我的母校。校長向我介紹，他現在負責全校的電化教學，成績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這樣一位優秀教師的命運很可能就斷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經盡過代表的責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工資調整進行時，復旦大學的幾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屬於加工資的物件，但因為有的是在原單位拿工資的，有的已與原單位脫離關係，紛紛找我反映情況，要我向市政府和有關部門提出。為此我開過幾次座談會，提出了確保在職或帶薪研究生的權益的提案，以後又將政府的答覆張貼在宿舍區。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學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滬寧等見面時一直戲稱我為“代表”。

人大會恢復提案制度時，大多數代表不知提案為何物，更不會寫提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幫助其他代表寫提案的任務，一般由他們告訴我具體要求，我整理為提案文字，然後交他們簽字。我自己寫的提案，也找合適的代表簽名後遞交。當時對提案沒有嚴格規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會後發下兩厚本提案彙編，我提的數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項要求電影院恢復學生場的提案被採納後，《光明日報》還在頭版作了報道。但有些牽涉範圍稍廣，或有實質性內容的提案往往無疾而終，或者僅僅得到圓滑有禮的答覆。當學校出現競選所在地區寶山縣人大代表熱潮時，也有幾位研究生同學打出競選旗號，有的還配上大幅漫畫造勢。看到有的競選宣言中出現“改善教師待遇”等口號時，我不禁啞然失笑——復旦教師的待遇寶山縣人代會管得了嗎？這說明我這個市人大代表沒有白當，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級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該做什麼。其實，只有在解決一些具體問題時才會立竿見影。譚先生的家從復旦宿舍遷入淮海中路新居後，一直裝不上電話，工作很不方便，學校出面反映了幾次都沒有解決。我在會期直接找了出席會議的市電訊局局長，特別強調譚先生是全國人大代表，他記下了姓名地址。當晚我到譚先生家去，得知午後電訊局已來人安裝電話，立即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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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　我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