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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在哈佛大學留學時，吳宓和他交談過後，當即驚為奇才。吳寫信給國內的親友說：“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陳氏子弟家學淵源，藏書豐富，陳寅恪幼時便對經史子集各書均有涉獵。他的侄子曾經回憶說：陳寅恪十幾歲以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中。陳寅恪涉及的範圍雖廣，但是他興趣始終偏向史學。曾任臺灣“國防部”長的俞大維解釋說，陳寅恪治史的主要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也就是在“在史中求史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對歷史選擇也是乾嘉學派影響的結果。
陳家雖然是傳統世家，但是教育思想並不保守，最明顯的是陳三立不要兒子應科舉考試，而是要他們接受西式教育。陳寅恪１２歲的時候就隨兄長去日本留學，１９０９年又赴歐洲，在柏林大學等學府深造。因此，他在研究中有著非常明顯的西方治學思想和研究方法。留學德國的時候，歷史語文考證學派正是德國史學的主流。受德國曆史語文學派的影響，陳寅恪學習和掌握了多種語言。後在哈佛大學隨藍門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在柏林又隨魯鬥繼續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留學期間，他掌握了諸多語言，可以直接讀原文，在這點上一般傳統學者難以望其項背。
1926年，陳寅恪至清華國學院任導師，他由學術的積累期進入了勃發期，開始了史學研究的第一階段——西北史地學的研究，也就是他後來所說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究其原因，國勢日危直接影響到他的研究方向，“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
30年代初期，陳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