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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變化。一時北大人才濟濟，學校面貌為之一新。據1918年初的統計，當時北大教員平均年齡僅三十多歲，而這時北大本科學生的平均年齡為24歲，這樣的年齡正是思想最為活躍的階段，其中不乏後來成為一代名家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馮友蘭等。正是有了這批教授與學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火才能熊熊燃燒；正是這批教授和學生，日後成為了中國文化的脊樑。而將這些人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正是蔡元培所獨有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教育思想。
國學不厚焉能領袖群倫？
“十大國學大師”評選中，蔡元培名列其中，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提出質疑，說人們在選出蔡元培的時候，想到的不是他的《中國倫理學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學的業績。此話道出了一半的真理：正是教育上的大成就掩蓋了蔡元培在其他方面的貢獻。真理的另一半是：蔡元培在學問上雖不是一個專家，卻是一位通儒，他在文學、史學、倫理學、美學、政治學、教育學及至科學技術等方面，都有著很深的造詣，是一個###度的思想家。正是這種“通人”的特性，使他能夠領袖群倫，相容幷包，開一代學風。
文人是最難征服的。蔡元培能請來新舊兩派的大牌教授到北大任教，同時接受他的領導，首要條件就是在學術上能夠獲得他們的認可。
蔡元培自幼聰慧，5歲入家塾讀書，像他的祖父一樣，蔡元培每天都要複習到深夜，母親周氏常常不辭辛勞地陪著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姓周，最初所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三本小書，然後再讀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11歲那年，蔡元培的父親去世了，此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無力購書，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讀書與求學，他的六叔銘恩銘恩不僅將自己的所有藏書向他開放，使他讀到了《史記》、《漢書》、《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等書，使他較早地由啟蒙進入到了研究經史之學的天地。
13歲時，蔡元培拜經學名宿王子莊為師，學八股文及宋儒之學。在王子莊的教導下，蔡元培學問大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怪八股”風格。蔡跟著王修行了4年，思想上受其影響很大。蔡元培說自己20歲以前最崇拜宋儒，顯然與王推崇宋明理學密切相關。他後來走向反清革命道路，主張民主共和，也同他所受的有關劉宗周、呂留良、曾靜等明清之際反清志士的薰染不無關係。
18歲之後，蔡元培開始給別人當塾師，也就是做家教，一邊教書，一邊自學。這時，他看書越來越雜，也不再練習八股文，而是開始了自由閱讀。最初的興趣在辭章，以後又轉向考據與訓詁，在小學、經學、史學方面都下了一番功夫。
20歲那年，蔡元培被介紹到紹興的藏書大家徐樹蘭、徐友蘭家，為徐氏子弟伴讀並校勘典籍，歷時4年。蔡在徐家博覽群書，精研小學，涵養大進，還幫徐樹蘭校勘了《紹興先正遺書》和《鑄學齋叢書》等許多古籍。
多年來對國學所下的苦功，使蔡元培能夠在科場遊刃有餘，連試皆捷，17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24歲中進士，26歲補翰林院庶吉士，28歲補翰林院編修。
26歲那年，正值甲午戰爭爆發，西方的“新學”開始在中國大地廣為流傳。蔡元培一方面開始讀西方的書籍。另一方面，國內學者倡導學習西方的著作如鄭觀應的《醒世危言》，梁啟超的《西學書表目》，湯壽潛的《蟄仙危言》等，也成為他的必讀書籍。
為了近距離地研究西學，蔡元培於1903年想赴德國留學，但因經費問題直到1907年才成行，至武昌起義後回國。在德國，他先花了1年多時間在柏林學習德語，後入萊比錫大學學習3年。3年間，他一共修課37門，側重於哲學、哲學史、心理學、文化史和美學，這直接促成了他後來對中國哲學、倫理學以及美學的研究。
聽課之餘，蔡元培翻譯了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被國內許多大學作為倫理學教科書。此外，憑藉著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蔡元培還撰寫了《中國倫理學史》（1910年），該書是我國倫理學史的開山之作。蔡元培在學界的地位與這兩本書的出版有很大關係。
中西合璧的辦學方針
蔡元培在北大的成就，離不開他所倡導的“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究其根源，這一方針乃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既是對西方辦學經驗的汲取，也是對中國傳統儒家優良教育傳統的繼承。
自19世紀威廉·洪堡創立柏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