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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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佈獨立”（《葛量洪回憶錄》，138、146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解放軍勒馬羅湖邊時，英國人很快向新中國伸出了橄欖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以繼續保持香港殖民地，“楊慕琦計劃”也由此擱淺。

一九六六年，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將教育、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內政事務交由市政府負責，並選舉產生適當數量的議員參與管理。但該計劃最終擱淺，因為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使英國人深刻意識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會使香港左派進入政權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迴歸中國。面對這種局勢，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如何在歸還香港過程中獲得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這個籌碼就是培養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忠誠，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識，使其與內地在身份認同上割裂開來，從而給香港迴歸製造困難。

一九六七年二月，港英政府發表了“九龍騷亂調查報告書”，指出傳統觀念認為“香港僅是人和貨物的轉口港，人們在這裡只工作一個時期即希望他徙”。這種“欠缺永久性和無所歸屬的感覺”，使得青年人產生了不安全感。為此，報告書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