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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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遷都德里，然後再殖民伊朗和中國西藏，這樣就會取得地緣政治的大陸心臟地帶，建立統治全球的帝國，這是英國一直染指中國西藏和雲南的原因。然而，慣於海洋思路的英國人，最終沒有采取大陸帝國的思路。畢竟資本家的商業利益在海洋貿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貧瘠的大陸。於是，環顧英國殖民地，大英帝國簡直就是一個島嶼的收藏家，把海洋中鄰近大陸的島嶼作為殖民的首選物件，編織了遍佈全球的商業殖民網路。這無疑是一個精明的商業策略，即可以利用島嶼與大陸的商業關係，取得大陸上一切商業利益，但卻不需要像羅馬帝國那樣，承擔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討好的治理陸地殖民地的政治責任。如果說大陸帝國征服之後要承擔起治理的責任，大英帝國則如同吸血蟲一樣透過商業的管道汲取大陸的資源，但不需要承擔任何政治或道義責任。就這一點而言，大英帝國毫無羅馬帝國的氣象，毫無政治使命感和文明抱負，和愷撒、屋大維這些具有偉大文明抱負的羅馬皇帝相比，丘吉爾、迪斯累利等帝國政治家充其量是精於打算、損人利己的可恥商人。

大英帝國這種政治精明不僅體現在帝國的建立過程中，更體現在帝國解體的撤退過程中。如果說建立帝國取決於時代的機緣，維持帝國統治則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堅韌不拔的意志，那麼能讓帝國榮耀的解體，無疑是一項高超的技藝。大英帝國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經歷了被迫撤退到主動撤退的轉變。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初期，由於英國不想放棄自己的殖民地，故採取高壓手段，導致與殖民地人民的對立，最終在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徹底喪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權。比如印度、緬甸的獨立。而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國政治家意識到大英帝國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為進，透過主動撤退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英國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經濟利益。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兩個相互對立的過程。表面上宗主國採取民主化程序逐步放棄直接行使殖民統治權，但另一方面將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精英推向領導地位，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其經濟和戰略利益。這種漸進撤退的“非殖民化”，就變成以退為進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局勢許可，首先是讓大陸實行自治，然後慢慢走向獨立，至於沿海或小島上的海港與商業中心，有可能的話，是稍後撤退，而且這些海港與商業中心的非殖民地化過程的模式則又與內陸的撤退不同。對於內陸，英國在政治行政上，將會盡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島的商港，在整個非殖民化的過程中卻是另有安排的。這特別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設法保住英國傳統的利益，同時也為這些地方的傳統利益著想，因為在這個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這些商港已經建立成了與內陸有相當不同的經濟、文化、政治結構。（鄭赤琰：《收回主權與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頁）

因此，在政權移交的過程中，英國人絕不會突然把全部政權交出，而是採取逐漸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權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經濟、勞工、教育、醫療等經濟社會事務交給當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獨立的自治政府，然後再逐漸移交政治、軍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權事務，從而保證英國人培養出來的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把持政權。這就是大英帝國撤退戰略的精髓所在：培養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誠，實現幕後遙控；培養民眾的獨立公民意識，實現分而治之。

正是由於海洋帝國的商業私利動機，使港英政府並沒有考慮過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強化了“借來的地點、借來的時間”的臨時心態，港英政府的經濟不干預政策說到底是乘機讓英國人撈錢的政策。因此，到“二戰”期間，港英政府統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沒有獲得港人的絲毫認同。“二戰”中英國人拋下港人倉皇撤離，反而要中國軍隊（比如入緬作戰的抗日軍隊）保護英國人。“二戰”後英國人重返香港，為了獲得港人的支援，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謂的“楊慕琦計劃”（Young’sPlan），在市議會中增加一半的華人代表出任議員。其時，《聯合國憲章》對自治領問題做出了規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獨立，英國開始考慮殖民撤退的問題。然而，這個符合帝國撤退步驟的改革計劃提交到英國殖民地部後遲遲沒有回應。此時，香港問題已開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導，帝國政治家們正在密切關注著中國戰局。香港的問題不是一個殖民撤退的問題，而是如何與未來龐大的中國保持關係的問題。繼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