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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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概括為“愛國一家”，即在愛國的最高原則下，形成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擁護中國文化的愛國者這樣的差序格局。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統一戰線理論，這個理論只能放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中才能理解。“愛國一家”不僅是政治的差序格局，而且包含著地緣的差序格局。在這樣的格局中，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恰恰在於有利於團結擁護祖國統一、擁護中國文化的愛國者。

因此，香港雖然在英國的統治之下，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識中，香港從來都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因為按照傳統的政治理念，國家不是一個法律建構的實體，而是一個文化或文明實體。中央強調香港人愛國不要求他們擁護新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要求他們“對祖國山河、人民、同胞、歷史文化之愛”（19頁）。由此我們看到，文明國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法律國家。中國共產黨雖然對香港沒有直接的統治，但卻始終承擔著對全體香港人的政治責任。“文革”開始之後，周恩來就反覆叮囑香港新華社，香港不同於內地，不搞“文革”，這目的也包含著維持香港的政治穩定。當香港左派的“六七抗議運動”遭到港英政府的鎮壓之後，而當時內地也處於經濟最困難時期，可中央依然專門調集力量在廣東東江上修建水庫，解決香港當時陷入的“水荒”。今天給香港的這個供水系統由七個行政法規管理，是中國行政法規管理最多、最嚴格的供水系統。這種政治責任在香港迴歸之後變成了“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策，由此中央不斷出臺支援香港經濟的政策。可從法律的角度講，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從前應是港英政府的責任，現在“一國兩制”下也應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財政、金融、稅收和經濟決策權，怎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而且要長期保持？

面臨這些困惑，和當年不收回香港的政策一樣，是難以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和法律理論來解釋的。在香港問題上，中國共產黨超越了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可這種超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似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然而，正是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難以解釋的關鍵點上，恰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最深層的思考實際上延續了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

“有時我孤獨一個人坐下/在五月的麥地/夢想眾兄弟/看到家鄉的卵石滾滿了河灘/黃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讓大地上佈滿哀傷的村莊/有時我孤獨一個人坐在麥地為眾兄弟背誦中國詩歌/沒有了眼睛也沒有嘴唇。”（《五月的麥地》）詩人海子就像一個先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唱出了今天中國人的無奈和憂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在擁抱西方的時候，只有海子“孤獨一人”歌唱中國，而今天我們面對著經濟的崛起，卻依然要陷入“沒有了眼睛也沒有嘴唇”的憂傷。我們在治理香港過程中困難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面對人權法治、民主普選這些西方概念出現了失語狀態，導致爭取人心迴歸進展緩慢。因為爭取人心不僅僅是給經濟實惠所能實現的，最終要面對爭取人心領地的文化戰爭。因此，無論是處理香港問題，還是實現中國崛起，也許都要有比當年中蘇論戰更為嚴肅的態度、更為頑強的政治意志、更為強大的哲學能力唱響“中國詩歌”，爭奪文化領導權，奪回人心中的領地。

二○○七年三月於港島西環

（《香江五十年憶往》，金堯如著，香港：金堯如基金會二○○五年出版）

九龍城寨與香港大學——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五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8年第3期

一八六○年，代表維多利亞女王和拿破崙皇帝的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燒了圓明園。對此，法國作家雨果憤怒譴責：“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中國人在我們眼中是野蠻人。這就是文明對野蠻所幹的事情。將受到歷史制裁的是這兩個強盜，一個叫法蘭西，另一個叫英吉利。”事隔三十年後，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獲得新界九十九年租期，但其中明確規定九龍城內駐紮的中國官員可在城內各司其職，“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從此，九龍城寨一直作為中國人管轄的領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給英國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龍城這一小塊地方，是因為九龍城寨於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戰略地位。九龍城寨起源於宋代，明朝開始在此駐紮軍隊，清代已成為鞏固帝國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鴉片戰爭中曾發揮重要作用。鴉片戰爭之後，英國獲得港島，九龍城就成為清政府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