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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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新界土地的開發涉及租約，他設想港府把新界土地租約續簽到“九七”之後，造成英國繼續租借的既成事實，繼續保持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無論是不是與這個方案有關，兩年後麥理浩訪京確實提出了續簽租約問題。這立即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他當即表示中國屆時會收回香港。為此，他責令中央儘快組織力量研究解決香港問題。鄧小平準備用來解決臺灣問題的“葉九條”就發展為中央對港方針的“十二條”，“一國兩制”的思想也由此形成。

當時，中國的國際戰略著眼於聯合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抗蘇聯霸權，以便減輕北方大陸邊境的軍事壓力，從南方發起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由於中美關係緩和，鄧小平藉機提出解決臺灣問題，香港問題還不在當時的決策視野中。然而，英國人提出續簽新界土地租約，迫使他提前思考香港問題，把解決香港問題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範例。這種決策的轉變加速了香港問題的提前解決，無疑不利於英國人，以至於不少人認為從土地租約問題入手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假如按照“澳門模式”可能又是另一種情形。

其實，英國人當時選擇在租約這個法律細節上偷步，是幻想著繼續維持殖民統治。這種思路由於一九七九年撒切爾夫人的上臺進一步強化。

其時，冷戰格局發生了有利於英美的轉變：蘇聯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全球抗議，中越戰爭和鄧小平訪美，使得“鐵三角”不利於蘇聯；蘇聯計劃經濟的弊端暴露無遺，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則推行自由政策重振資本主義經濟；軍事上里根丟擲“星球大戰計劃”力圖取得對蘇聯的戰略優勢，而撒切爾夫人則透過馬島戰役來重振大英帝國的雄風。然而，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遭到唾棄的時代裡，撒切爾夫人必須為戰爭尋找新的理由：

福納克（即馬島——引者）的人民和英國的人民一樣，是海島民族……他們人數不多，但一樣有權利過和平的日子，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方式，決定他們想要效忠的國家。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英國式的，它們的效忠物件是英國皇室。我們要盡一切可能維護他們的這些權利，這是英國人民的願望，也是女王陛下政府的責任。（《戴卓爾夫人回憶錄》（上），122頁）

撒切爾夫人在議會中的這段演說的理論基礎就是《聯合國憲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覺”理論。這既是威爾遜的原則，也是列寧的原則。威爾遜和列寧的民族自決理論強調受殖民地統治的民族從殖民地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可實際上，威爾遜希望的是這些殖民地從西班牙、英、法、德這些老牌殖民主義者中解放出來，然後納入到美國的保護體系中，比如拉美、東南亞就是如此。而俄國則把基於民族自決理論從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中獨立出來的中亞諸國直接併入到蘇聯。撒切爾夫人再次啟用民族自決理論，不過是為了改變大英帝國從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慘敗以來似乎已註定日漸式微的命運，使英國重新獲得信心。正如撒切爾夫人在勝利後所言：“我們不再是個日薄西山的國家。我們已重新尋回自信……絕對不要把這場勝利解釋為迴光返照，決不是這樣——我們感到愉悅的是，英國已經重燃過去世世代代的耀眼光芒，而且近日的榮光絕不比過去遜色。英國已在南大西洋重尋自我定位，而從今以後，只有更加奮步向前，保持這份榮耀。”（同上，172頁）正是帶著這份自信和傲慢，撒切爾夫人踏上了中國的旅程。

和馬島一樣，英國人在香港地區問題上也有一張政治牌，這要歸功於麥理浩治港十多年的成就，香港精英階層已認同了英國統治，開始抗拒迴歸。但英國政府很清楚，這張牌在香港無效，因為它沒有實力與中國開戰。

不過，和馬島不同，英國人多了另外兩張牌：三個國際條約的法理牌和香港地區已成了“生金蛋的雞”的經濟牌。於是，一九八二年九月，撒切爾夫人在與鄧小平就香港前途會談中，一開始就提出了香港的繁榮問題，認為香港繁榮繫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信心，而繁榮和信心繫於英國的繼續統治，中英雙方只有在香港未來治權上達成協議，才能討論主權問題。表面上看，撒切爾夫人打的是經濟牌，但其背後卻隱含著法理牌，即主張三個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英國人合法地擁有對香港的主權，由此也擁有合法的治權，談判的主題只能是“九七”之後新界的主權歸屬問題。由此，透過香港繁榮這個中國政府極其關心的問題，撒切爾夫人在主權與治權問題上建立了內在的邏輯關係，併為後來所謂的“主權換治權”的談判思路做好了鋪墊。

對於撒切爾夫人的到來，中國領導人有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