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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文之墓
民國廿四年八月廿五立
1935年8月25日，是二姐帶我在開封四川義地埋葬孫炳文骨殖的日子。如果這是農曆，這天就是公曆1935年9月22日。
我不知道二姐是怎樣找到孫炳文遺骨的。有一種說法是，孫炳文有一個表兄——他姑母的孩子，叫歐陽竟文，當時在上海三友實業社工作。孫炳文遇害後，歐陽竟文安排人偷偷給埋葬在了一處叫“十四埔”的地方。從我二姐數年以後能帶回遺骨——她確認無疑才會把丈夫帶回開封安葬——來看，我覺得這個說法是可信的。因為，二姐曾隨孫炳文在四川生活多年，與夫家親戚多相熟識。而且，應該是有人指引，她才可找到並且辨識夫君遺骸。
那個四川義地，後來好像歸入了開封烈士陵園的範圍。如果是這樣，如果沒有過什麼施工，孫炳文就一定還埋在那裡。
從小，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二姐。那時我已經知道二姐夫是被蔣介石殺死的。二姐總悄悄跟我說共產黨好，講人人平等的道理和共產黨實現*的理想，講勞動神聖、年輕人應該能吃苦耐勞什麼的，還囑咐我別出去說。我那時知道她是共產黨，也知道不能對別人說。那時，我在學校有個姓楊的同桌女生，很信任我，老悄悄跟我說，昨天什麼地方又槍斃了共產黨、共產黨都是好人什麼的。一天她紅著眼圈小聲告訴我，她有個表哥是共產黨，昨天也被槍斃了，讓我別跟別人說。那時候的政府呀，老殺共產黨。
抗戰爆發後，我隨二姐參加了她組織的婦女救護隊，在鄭州幫助救護從前線下來的傷兵。在鄭州時，開始二姐帶我們全隊女孩子住在劉積學家。劉積學也是新蔡縣人，做過我父親的學生，是清末舉人、老同盟會員。北伐時，他做過河南宣撫使，後來當過河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他家院子大，房子多，住得下我們。過些天，二姐帶我們搬到了另一個住處。有一天我們出去救護，趕上日本飛機轟炸。回來時一看，住的房子被炸塌了，沒地方住了。劉積學聽說後，非常著急，派人到處找我們。我知道了，就趕緊去他家。見到了我，他才放下心來。他讓我坐下，跟我說了半天話。其中，他感慨地對我說：“你們姐妹幾個都好啊！你們姐妹幾個都好啊！”我們的救護隊解散後，二姐就北上山西了。 。 想看書來
二姐任銳（任緯坤）的一生：發孫炳文未竟之志（6）
父親送我到延安時，二姐和她的女兒維世已經在延安了。她們母女先在抗日軍政大學同學，又在馬列主義學院一起學習。母女同學，在延安一時傳為佳話。大家都很尊敬她。於是，因為維世叫她“媽媽”，其他學員也就隨著維世，叫她“媽媽同志”。
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一段時間，寧世也在延安，我們經常見面。二姐的孩子都有才華，有能力，大家都喜歡他們。朱老總在1939年2月17日寫給與他和孫炳文相熟的四川老友張從吾的信中說：“浚明亡後，其全家均能繼續革命。孫泱即寧世現在我處工作，有父風，頗過之，母不及。濟世在河南亦是幹才。維世（女）亦聰明絕頂。後生可畏，革命必期成功就在此。浚明夫人任同志亦到延工作，特此告。”
後來二姐被派去四川工作，維世跟我一塊兒，流著淚把她送上汽車。第二天維世就去蘇聯了。二姐先在壁山縣的戰時兒童保育會直屬第五保育院工作，嘔心瀝血地照顧戰爭孤兒們，後來累病了，被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圖書館工作。1939年12月3日二姐給我的信裡說：“我因病已從保育院回到重慶來了。那裡工作時間太多——工作每日十二時，夜間還得起來一兩次，給孩子們蓋被子——我經不起，所以病了。現在已痊癒，請勿念！”二姐信中還說：“蘭（維世乳名）走了之後，一切東西你去收拾沒有？尤其是那包檔案太重要了，希望你替我儲存起。我出來的時候，只帶一床很薄的棉被，現在不夠用，請你設法把那床厚而軟的棉被託人帶給我。交重慶紅巖嘴八路軍辦事處陸竟如轉我。”
二姐離開了延安，維世又去了蘇聯，她們娘倆兒的東西都留下了。我那時沒想著她們可能還會回延安來，結果把她們的東西都送人了。有人沒被子，我就說這兒有，讓人家拿走了。二姐寫信讓我給她帶被子去，我拿不出來了。當年冬天二姐回來，仍沒被子蓋，笑著說我：“傻丫頭，你沒想想，我還得回來呢，我回來用什麼？”二姐在重慶時，曾經把她的薄毛衣等好東西，託帥孟奇帥大姐帶到延安給我，說我穿上薄毛衣演出，可以顯得苗條。
二姐回延安後，是託人告訴我她回來了的。一天，一個同志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