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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變成武器，延安平劇院演出傳統京劇的目的，就已經不只是滿足文化需求了，至少主觀上是希望劇目能有現實意義。比如那時候覺得，《赤壁鏖兵》有統一戰線的教育意義，《斬馬謖》有反教條主義的意義，《宋江殺惜》有反麻木不仁的意義等。同時，劇院排演了些配合抗日宣傳的新編歷史劇。1943年秋開始，又陸續編演了一些反映現實和人民生活的現代戲。那時候坦白運動已進入後期，劇院裡非常多的人都受了衝擊，但工作照舊進行，演出照常安排。那時，我生第一個孩子後，參加演出了幾個現代戲：張一然編劇、王一達導演的《上天堂》，張夢庚和肖甲編劇、王一達導演的《回頭是岸》，張一然編導的《張學娃過年》，張一然編劇、牛樹新導演的《醒後》。這幾個戲裡，我都演主要的或重要的女角色。其中《上天堂》最受歡迎，成為後來經常演出的保留劇目。
在延安平劇研究院，演出後江青給我提意見（2）
《醒後》那個戲，許多唱段採用的是河北梆子調兒。我從沒唱過河北梆子，牛樹新同志就教我唱，可我學不出那個味兒。他說：“沒關係，多練練就行了。”那時，我很聽話，叫我唱，我就唱；讓我演，我就演。戲演得多了，我膽子也大了，唱得有味兒沒味兒，都敢上臺。演出《醒後》沒幾天，我在黨校碰見了王鶴壽同志。王鶴壽同志當時在組織部工作，但是很懂戲，也很愛看戲。他看了《醒後》。那天一看見我，他就笑起來，說：“任均哪，你可把河北梆子糟蹋苦了。”把我說得笑個不停，也很不好意思。
那段時間，除京劇外，我還參加過幾次眉戶戲、歌劇、歌舞和話劇的演出。我和我們延安平劇院的李綸、齊秀林一起，應邊區師範學校的邀請，參加演出了他們組織排演的眉戶戲《治病》。這個戲是鍾靈編劇，李綸導演，我扮演女主角。一個外國人在延安看了這個戲的演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後來寫的文章裡，還稱讚這個戲。我又應中央黨校三部（前馬列學院）邀請，參加演出了他們組織排演的歌劇《紅鞋女妖精》。這個劇是根據當時陝北農村發生的一件裝神弄鬼的事件編的。周戈、蘇一平編劇，金紫光作曲，周戈導演，塞克藝術加工，我在裡面扮演女主角。一起同臺演出的有周戈、朱丹、鍾靈等。
1944年和1945年，我在延安平劇院參加演出了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逼上梁山》是中央黨校部分教職學員集體創作、首先演出的，執筆編劇是楊紹萱，原執行導演是齊燕銘。然後延安平劇院復排演出，導演是王一達，我扮演林娘子。《三打祝家莊》的執筆編劇是李綸、魏晨旭、任桂林，執行導演是王一達、魏靜生。這個戲裡，我參加演的是“三打”，扮演樂大娘子。那時候，《三打祝家莊》從劇本定稿，到定好的演出時間，只有二十來天，時間非常緊。延安平劇院全院當時一百多人，全力以赴投入排練。排演場地就是在平劇院駐地半山腰的一塊平地。那樣的地方也是我們平日的排演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們都是在那黃土地上摸爬滾打地排演。
《三打祝家莊》演出後，毛主席在給任桂林同志回信中說，這個戲“鞏固了平劇革命的道路”。這封信，原來保管在當時延安平劇院院長劉芝明那裡，不久他被派往東北，就放在劇院秘書張夢庚那裡了。1946年，張夢庚隨王一達去張家口給劇院招收演員。他把這封信鎖在抽屜裡，跟誰都沒說，就走了。結果，趕上胡宗南要進攻延安，延安大疏散，他們就沒從張家口回延安，而留在晉綏邊區工作了。劇院裡的人也不知道抽屜裡有那信，撤退的時候就沒取出來。毛主席的這封信就丟了。
《三打祝家莊》後，我又參加演出了中央黨校教務處組織排演的民間歌舞《花鼓》。這個節目最初由魯藜作詞，孟波作曲，王一達導演。演員除我以外，還有孟波的夫人嚴金萱，和肖甲、朱革。演出很受歡迎，《花鼓》成為保留節目。在後來一個時期內，延安每有重要晚會，都根據當時需要，現改歌詞，演出《花鼓》。1946年3月，美國馬歇爾將軍到延安，中央舉辦大型歡迎晚會，我們這個《花鼓》也上臺演出。我記得那次改編的歌詞裡唱道“馬歇爾將軍美名傳千古”。那次歡迎會上，陪著馬歇爾一起來延安的張治中將軍，在講話中說：“共產黨寫歷史，別忘了我張治中三到延安。”給人印象深刻。
那年夏天，我參加演出了話劇《等著我吧》。這是蘇聯西蒙諾夫編劇的一個戲，印象中是西北文工團組織排演的。那次，邵惟、張季純是執行導演，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