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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完全不同的人類和生命觀點的指導下，安徒生19世紀20年代期間可能形成完全不同的性情。在安徒生捐助人克里斯蒂安？霍格…古爾德伯格和伍爾夫夫人等人的支援下，米斯林一再要求安徒生抑制性格中陰柔的一面。作為有情慾的人，安徒生在19世紀20年代還停留在孩童階段，對此米斯林應負部分責任。這是一個敏感問題，但霍格…古爾德伯格上校在歐登塞的高處大聲吼叫，清楚地表達了自己和其它人對安徒生奇怪的無性本性的態度：“擔心你的想象遭受病痛，那就戰勝它！……像個男子漢一樣目視前方，不要像女人一樣啜泣，女人沒有男人的勇氣。”第二年，霍格…古爾德伯格的響亮命令重新迴盪在敏感的、女人氣的安徒生耳邊：“年輕朋友！把手放在胸前，看看虛榮仍在你身上起著多麼大的作用……不，垂下眼睛，而且違心地努力工作！”
不過，在19世紀20年代中期，安徒生既沒有學會把手放在胸前，也沒有學會敬禮。當時，在他周圍那些人的眼中，就性別特徵來講，他本應該進入成人之列，就像他的兩位性格外向的朋友———來自索羅學院的卡爾？巴格爾和弗裡茨？珀蒂特那樣。在1823年拜訪英吉曼時，安徒生結識了這兩個人。但是，安徒生只是聽聽他們放蕩的風流韻事，而他自己仍是個男孩兒，他的慾望和渴望都指向他生命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性。這種聯絡成為安徒生最初幾首真正的、精心構思的詩歌的基礎：《致我的母親》和《垂死的孩子》。米斯林有嚴格的規定，不準這個年輕人表達超凡的本性。在這種規定下，他創作了這兩首詩。相反，用霍格…古爾德伯格的話說，安徒生本性的某些方面被認為是“病態的”，而且這個年輕人的耳朵裡塞滿了如何抑制這些方面的建議。儘管以前他可能沒有感覺到自己是“病態的”，但他現在感覺到了。顯然，1826年秋天，在給喬納斯？科林和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突然開始質疑自己的性別特徵，並且談論了“我的女人氣的、煩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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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堂到地獄，到赫爾辛格（3）
但是從一開始，就不只是米斯林和其它成年人密切注意到安徒生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即校長所謂的這種“易動感情的”方面。更年輕的同學也注意到了，正如其中一個同學後來所說，安徒生“從頭到腳都是虛榮的化身”。在安徒生1825年到1827年的日記和信件中，他清楚地表明由於沒有朋友的幫助，他被迫再三地審視自己不同尋常的本性。就像他在1826年9月給英吉曼的信中所寫的：“我以為自己有些幼稚，無論何時，風稍稍吹得無情一些，我的眼裡就會立刻含著淚水，儘管我知道生活不能永遠是五朔節……我沒有真正地瞭解自己，但我承認自己過於女人氣、過於軟弱。”
很明顯，19世紀20年代期間，安徒生的心靈受到了一些嚴重的傷害，作為一個男人，這些傷害使他更加封閉。他的天真成為自衛的手段，因為這個受傷的青年拒絕長大。在未公開的作品裡，他開始按那種天真小男孩兒的田園形象來觀察和理解自己。
如果米斯林教學法在心理方面對安徒生來說是災難性的，那麼在斯拉格爾斯和赫爾辛格的歲月裡，嚴肅的校長的嚴厲批評確實對安徒生的藝術技巧有積極的影響，因為他的大部分寫作必須秘密地進行。即興創作者需要的正是這種強烈的反對。在1822年到1827年期間，安徒生創造了一種完整的詩歌亞文化。當他最終於1827年逃離了老師和顧問時，這種亞文化幾乎像離弦的箭一樣飛速發展。甚至在19世紀20年代，安徒生就認識到，對於作為作家的他來說，經歷才智和審美方面的反對有多麼重要。他在許多課堂短文中提及過這個主題，而且，由於不用給哥本哈根的捐助人扮演可愛、聰明的男孩，這個嶄露頭角的年輕詩人可以突然說：“只有經歷衝突，世界才會持久；只有經歷燃燒的火焰，金屬才會純淨；只有經歷戰鬥，靈魂才會贏得力量和尊嚴。”毫無疑問，20歲的安徒生相當清楚反對法則。在一篇題目具有啟發性的短文《人為什麼不想在生命中獲得永恆的幸福》裡，當他明確指出只有痛苦才能教育人時，他的思想超越了他實際能夠確定的界限。後來在短文裡，他詳細闡述了這個觀點：
“透過反對和鬥爭，萬物得以存在；正是以這種方式，混沌狀態變得井然有序。正是透過火的力量，賤金屬得以淨化，因此，只有經歷苦難，一個人才得以淨化，並得到真正的幸福，當世俗生活的痛苦撥開了人們內心的紗羅時，才能捕捉並希望得到這種幸福。”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