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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看著我，你就會寫出我的故事。’如果我願意，那我心中就有了一個故事！”
對安徒生來說，近東的這次旅行就像回到了家鄉，回到了他童年中最快樂的時光。那時，當鞋匠的父親在漫長的冬夜裡會給他大聲朗讀《天方夜譚》，這個天才的小男孩被大鵬、阿里巴巴、阿拉丁和舍赫拉查德的故事深深吸引。但從安徒生生活與工作中幾個重要的轉折點來看，他在1840～1841年間長達9個月的旅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旅途中撰寫了許多日記與書信，有一些對自己的思考，從中可以看出這段旅程的重要性。同時，與1841～1842年間《一位詩人的雜貨店》的寫作有關的思考也表明了這一點。在1847年的《我的真實生活》一書中，很明顯，一路上安徒生一直在探尋自己的內心世界。尤其是與那不勒斯以及從義大利和馬耳他到希臘和土耳其的行程有關的章節，是以一種轉折點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種轉折既是地理位置上的，又是生活意義上的。在徑直向南旅行一段時間後，作家的船便折向東，開始向“東方”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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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遊歷（3）
“似乎一種新的生活即將向我走來，而這的確發生了。儘管在我以後的作品中看不出這一點，但它使我對生活的概念和我的整個內心世界都充滿了活力。我不再感覺虛弱不堪；當我看到祖國在我的後面逐漸消失時，一種遺忘的電流彷彿流過了所有的痛苦回憶。我覺得自己的血液流動著健康，頭腦中湧動著健康；我再一次堅定而勇敢地揚起了頭。”
是的，當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於1840年10月31日乘克里斯蒂安八世號輪船駛離哥本哈根時，的確有許多事情需要逃避。第二天，他到了基爾，暈船極為嚴重。在給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稱與“死氣沉沉的丹麥”再見了。他覺得自己被哥本哈根的知識分子所迫害，比如J*9郾L*9郾海博格、克里斯蒂安？穆爾貝奇、索倫？克爾愷郭爾。這些人與安徒生不同，他們喜歡坐在哥本哈根家裡的桌子後面，很少出城遊歷。內心浪漫的、不喜歡平靜的安徒生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他在追尋一種新的寫作方式，這種方式不僅以自然和自己為基石，而且還要以一個新的時代和這個時代產生的全部奇蹟為後盾。
與批評界針鋒相對（1）
在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與丹麥批評他的眾多人物之間具有傳奇性的辯論中，雙方的界限在1840年變得異常分明。這場辯論涉及當時眾多的丹麥藝術家和一些不同的藝術形式，因為這不僅是一場關於不同觀點和氣質的辯論，而且是一場不同“學派”與“主義”之間的文化與政治之爭。1847年，批評家P*9郾L。莫勒發表了關於《一位詩人的雜貨店》的評論，這篇評論姍姍來遲，但對安徒生的這篇作品大加肯定，並對1840年前後丹麥文學中的兩極分化進行了討論。他還利用這個機會表明了與安徒生站在一起的立場，闡明瞭自己的藝術觀點：
“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作家幾乎都在不遺餘力地窒息著想象與情感中的天真與活力，以便表現出一種衰老的、顏色全無的、帶著皺紋的理智面孔。此時遇到這樣一篇文章，不禁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在這篇文章中，自然與活力大步向我們走來，帶著自然與生氣，在詩人敏銳的感受力這面凹面鏡中，放射出異樣的光輝。”
不是桂冠就是荊棘，這就是1840年丹麥界限分明的文學界。索倫？克爾愷郭爾在1838年對《只是一個提琴手》進行了攻擊，而這只是1830年亨裡克？赫茲抨擊安徒生《靈魂之信》的續集。赫茲取笑安徒生說，他“乘著繆斯女神的小馬駒”，帶著一個吃飛蛾的鞍囊，裡面裝滿了文不通、字不順的文學作品，其中充滿了語法錯誤和其它“粗俗的謬誤”。作家卡斯頓？霍奇也禁不住對這位可笑的人物指手畫腳，這主要是因為安徒生曾經在《徒步之旅》一書中對他進行了揶揄。在1830年的批評喜劇《微型巴比倫塔》中，霍奇將喜歡步行旅行的年輕作家描繪成一隻帶有悲喜劇色彩的鸚鵡，將他評價過高的《徒步之旅》一書描繪成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我們會在本章中看到，卡斯頓？霍奇在其1845年的小說《萊茵河上的城堡》中，再一次將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形容為一個精神錯亂、狂妄自大、女子氣的作家，在書的結尾，安徒生胡言亂語，幾近瘋狂，不得不被人鎖在屋內。
更糟的是，索倫？克爾愷郭爾對安徒生混亂的生活與工作進行了無情揭露，這為1840年前後對作家大規模的抨擊奠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