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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對自己與安徒生的會面記得非常清楚，在她看來，他在1844年的那個夏天就像是“一個介於紐芬蘭狗與小孩之間的人”，因為這位丹麥作家的大眼睛很像紐芬蘭的狗，還經常圍著世襲大公卡爾？亞歷山大轉。
7月1日晚，安徒生即將啟程離開魏瑪，在這天的文學聚會上，世襲大公為此決定朗讀他的短篇故事《森林裡的孤獨》。但安徒生由於連日來參加眾多的宴會，還要講外語，突然感到身體不適，有點噁心。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朗讀了一篇又一篇童話：《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裝》和《小伊達的花兒》。他不僅完成了預定的節目，之後還打起精神，不用稿子，用不太熟練的德語講了幾個故事：《放豬的孩子》和《夜鶯》。整個故事講得非常好，安徒生在回憶錄中說：“就像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夢”。
世襲大公卡爾？亞歷山大（3）
在即將出發時，卡爾？亞歷山大多次說安徒生必須過幾天就給他寫信，還要送給作家幾件銅版雕刻，上面有他自己和夫人索菲的肖像。卡爾？亞歷山大緊緊地握著安徒生的手，很長時間，想讓他留下來，說他是作家的朋友。他給安徒生一節剛摘下來的椴樹枝作為送別禮物。這節樹枝成了安徒生一直儲存著的護身符，並且在他回到丹麥後，寫作田園派浪漫主義喜劇《幸福之花》時，將其寫到作品當中。這部作品由布農維爾領舞，亨裡克？朗恩配樂，1844年10月在皇家劇院演出時受到熱烈歡迎。喜劇中的主要人物叫亨裡克和約翰娜，他們與亨裡克？斯丹普和喬娜？德魯森的相似不僅體現在名字上，在第1幕便可以看到兩人熱戀的象徵，一節綴滿小花的樹枝，以充分證明幸福的主要源泉在於對幸福的篤信。這也正是安徒生在充當媒人以及與卡爾？亞歷山大的交往中所力行的。“享受生活的人們，只要互相熱愛，就能找到幸福。”
這段深厚的友誼不僅使他在40和50年代進行了多次令他難忘的魏瑪之旅，而且兩人經常保持著信件往來。1844年8月29日，安徒生在第一次寫給卡爾？亞歷山大的信中，用德語寫道：
“我親愛的大公！在我離開魏瑪以後，我的思想每天都要回到那個讓我愉快的地方。”
除了由於1848～1864年前後政治動盪造成書信間斷外，他們的通訊從安徒生由德國回國後不到一個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874年，一共有170封。從安徒生回國後給其它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第一次見到魏瑪和卡爾？亞歷山大的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其中第一封提到他的這位德國朋友的信是7月2日從奧登堡發出的，僅僅是他“滿眼淚水、憂鬱地”離開魏瑪的一天之後。信當然是寫給愛德華？科林的。一個帥氣和幽默的王子，擁有自己的城堡和王妃，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都是作家可以炫耀的資本。他的字裡行間透著一種喜悅之情，並且想象著自己能夠再次與愛德華建立起更為密切的關係。現在，安徒生比多年以前更加熱情地接近著他這位哥本哈根的朋友：
“我親愛的愛德華！這個我用‘de’稱呼的人；那是一段非常深厚的友誼，與我的感覺完全相反。你甚至想打破常規！我現在已經離開魏瑪，我親愛的魏瑪，這是地球上一個讓我感到如此快樂的地方！噢，親愛的愛德華，我是如此快樂，對歌德和席勒的故鄉如此嚮往，從心底裡覺得我必須從上帝那裡拿一些值得帶回國的東西。”
1844年秋，這位丹麥作家收到世襲大公卡爾？亞歷山大兩封信，現在這段友誼開始透過信件發展成兩個男人精神之間的戀愛，成了討論精神與詩歌的一個媒介。正如後來的結果一樣，這位年輕的世襲大公對於男人之間的深厚友誼有一種理想化的信念，將其視為是一種類似印度教的昇天，即一個人放棄自己的一部分靈魂，以便把空間讓給另一個人。卡爾？亞歷山大曾在信中對安徒生說：“你應該進入我的靈魂中，就像是印度教逝去的靈魂一樣。”在兩人的精神通訊中，卡爾？亞歷山大是以誘惑者的角色出現的，試圖用埃特斯伯格堡這座“天堂”來誘惑安徒生，他們兩個彷彿手挽手地漫步在城堡周圍的森林中。卡爾？亞歷山大在信中說，他有一次就坐在森林裡，讀著安徒生寫的信，隨身帶著的還有子彈和普雷頓的詩。
在卡爾？亞歷山大那個講究儀式和禮節的世界裡，一本正經的面具下隱藏著對“真正友誼”的強烈需要，而他則透過與別人的通訊尋求和找到了它，這些人中有歌德、弗朗茲？馮？肖伯、巴伐利亞的路德維格二世、奧地利的斯蒂芬大公和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這些大量的書信後來被稱為“卡爾？亞歷山大對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