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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在開始的時候，安徒生的前兩卷童話作品遭到了“顯而易見的漠視”。從第1卷出版一直到包括1837年一整年在內的這段時期裡，只出現了4篇公開發表的評論，而只有一篇是出現在1835年5月，其它3篇分別發表於1836年到1837年期間。另一方面，所有4篇評論卻都無一例外地針對成年作家對這種童話故事流派的運用以及他對兒童及兒童培養的觀點，展開了樂此不疲的討論。如果說評論家對一部作品沒有作出任何評論，或是在它面世很久之後才做出評論，對此我們可以理解為文學作品影響所具有的滯後性表現，那麼，針對《講給孩子們聽的童話故事》的後3篇評論就應該是這種滯後性的表現，因而絕對不應該理解為評論家們的漠不關心或是無動於衷。人們對這些故事的評價大多歸結為這樣的辭藻：“有毒的”、“輕率的”、“自欺欺人”以及“不文雅”等等。安徒生的童話故事不僅徹底顛覆了當時的文學教條———比如說，童話故事應該堅持虔誠和教育意義的傳統———而且還對以往時代中有關兒童天然社會地位的觀點提出了深刻的挑戰。評論家們指責這些童話故事無論是在美學還是在道德意義上，都踐踏了社會的傳統觀念。此外，他們還認為，一些故事不僅對文學本身，而且對孩子及其父母都存在著直接的危害。
第一部童話作品（4）
在一份報紙上，批評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穆爾貝奇對安徒生的上述童話故事以及另一本名為《1835年送給孩子們的聖誕禮物》的童話故事集進行了評論。正如我們在先前提到的那樣，穆爾貝奇是當時的童話作品高產作家之一。在聖誕節期間，他出版了根據丹麥及外國童話故事改編的幼兒故事集和詩選。在這本出版於1935年聖誕節的書中，在極其乏味的前言中，作者像說悄悄話一樣對他的年輕讀者們說，如果他們喜歡這些故事，就一定要提醒父母，他們馬上就會看到另一本童話集，這本書肯定會在下一個聖誕節出版。這顯然是一種讓兒童來資助作家的觀點，而安徒生的童話故事恰恰堅決地抵制這種觀點。這就是安徒生的童話故事為什麼會遭到這些評論家無情的抨擊。在1835年聖誕節期間，評論家們專門對這兩本童話故事進行了比較，最終的結果是：與安徒生那種“試圖藉助一種更生動、但卻更雜亂無章的口語敘事方式”相比，穆爾貝奇這種直白而簡單的敘述風格更適合於兒童，也有利於兒童。
如果對創作於1835年到1837年期間的這4篇評論加以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所有這些批評無不源於一套已經為社會所接受的教條。第一個原則認為，文學作品的寫作方式絕對不允許採用口語化的語言。早在這些針對兒童的故事問世之前，一個批評家就曾經措辭嚴厲地指出，對於面向社會大眾的文學作品，“以如此雜亂無章的文筆去表達自己的思想，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即便這種表達方式在口頭交流的情況下是極其完美的”。在19世紀30年代，人們認為以口語方式進行寫作，破壞了文學最本質、最美好的本性。以思想中的自由語言———就像安徒生那些寫給孩子們的童話故事一樣，用咕噥、哼唧和嗚咽的口氣，或是平鋪直敘的方式，說出作家心中的話———來代替標準寫作語言，幾乎是聞所未聞的。
導致童話故事文法出現衝突的第二個原則是兒童本性的觀點。安徒生一直在自己的故事裡賦予這些兒童人物以活潑、獨立的角色，就像《小伊達的花兒》中那樣。在評論家們看來，這個故事顯然與童話故事的傳統形式背道而馳，把自己放縱到了一個病態的兒童世界之中。它意味著，讀者們甚至身臨其境地傾聽伊達和兩個挪威表哥之間的悄悄話，“因為他們沒有槍炮”，所以3個孩子密謀帶上威力強大的弓箭，假借舉行葬禮的時機把箭射在墓地上。這就是安徒生童話的結尾方式，不需要任何成年人走到故事中，告訴孩子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批評家們則認為，以如此現實而殘酷的手法描寫兒童和動物們的世界，不僅缺乏文學的美感，而且是危險的。安徒生的語言過於形象、過於直白，以至於它已經超越了成年人和兒童之間完全必要的認知界限，以及他們在教育上應有的合理距離，如果故事的講述者與兒童在性格上過於相似，必然會嚴重破壞兒童的自我形象。童話故事應該是搭建在兒童教育和強制管教之間的一個橋樑。正如《丹麥文學時報》中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
“我們都知道，不能讓孩子們有機會感到，他們可以騎上高頭大馬，或是覺得自己舉足輕重。他們應該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