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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署長，我難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視，竟然會發生在教育界、在學校裡，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我十分相信羅範椒芬女士的真心，所以對她的“難以想象”更感到難以想象；“作為教育署署長”，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移民”遭受歧視，才知道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冷漠，“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新移民”一詞本身就帶有歧義，特指新近自中國內地來香港定居的人士，從其他地方移居香港的一般都不會被稱作“新移民”。最近幾年，為了加快解決香港人在內地的數十萬配偶和子女來香港家庭團聚的問題，獲准移居香港的“新移民”人數成倍增加，每年已超過五萬，其中孩子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他們都是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新移民”家庭一般景況都比較差，已經構成香港社會中最貧困的新階層。五年前林婕從內地來香港同父母團聚，一家三口擠在狹窄的“臨時房屋”裡。她又因為英文差，不得不“自願”降三級到一所鄉村小學重讀。後來他們搬入“公屋”，居住環境有所改善，她也考入中學，父親卻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由於生活艱苦，母親現在白天去報攤工作，晚上還要到燒臘店兼職。林婕學習努力，不僅成績名列前茅（全班第五名），去年還在一次公開徵文比賽中獲獎，三個月前又獲得另一次徵文比賽的冠軍，可謂品學兼優。然而她還是自殺了，遺書中表示“我很累，這五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我還是緬懷過去十三年在鄉間的歲月，那鄉土的日子……”為什麼？看了她的那兩篇獲獎文章（也就是教育署署長電郵中提到的），答案就很清楚了。特別是寫於去年的《我在香港的日子》，表達了她和相當一部分“新移民”學生的心聲，反映了他們的現實處境。下面作些摘錄。林婕說：“初到香港，我們住進了破損不堪的臨屋區……我還以為香港這一繁榮的城市，應該是處處高樓屹立，可沒想到，天堂一角，也有如此地方。狹窄的鐵皮屋子，站兩個人已嫌擠迫；流浪貓狗隨處可見，又髒又臭，令人噁心；還有體大如貓的老鼠……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想想我的老家，寬敞舒適的房屋，整齊潔淨的傢俱……真是天差地別啊！陌生的語言，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街頭——一切要從零開始……爸爸媽媽四處奔波，一面忙著找工作，一面為我找學校。他們真辛苦啊！”她寫到父母所受的委屈：新移民難找工作、語言的障礙、種種的歧視。他們工作很累，又都有病，“可是為了我，為了這個家，他們別無選擇的，只能咬緊牙關撐下去。爸爸媽媽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賺來的錢，只能勉強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開支。”家裡的桌椅、床櫃和電器，都是揀別人丟棄的破爛。她自己最大的委屈，則是被迫降級三年，重讀小學。“好的學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鄉村小學。天啊！我在內地就讀的可是省級重點中學，而如今卻被貶到了僅有五六十個學生的鄉村小學……我做的第一份習作，是小學二年級的！當時的心情確難形容，這簡直是種恥辱！”到香港的第一年，她幾乎每晚以淚洗面。同學們都看不起我，愛以‘內地妹’稱呼我；他們知道我不懂粵語，就常以此來捉弄我；後來他們知道我的年齡比同級的學生稍長，又以此為話柄，取笑我‘老’……同學的白眼、冷嘲熱諷，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窩。”“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些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這些外來的壓力、心靈上的創傷，我都不曾告訴過父母，因為他們的擔子已經夠沉重的了……”文章最後，她說到在父母和內地好友激勵之下，在老師輔導和自己努力之下，學習成績迅速提升，居住條件也有所改善。一九九六年夏天她考進了一所好的中學，望見父母的笑臉，我的心裡甜絲絲的，慶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報”。但是，在不久前的另一篇獲獎文章中，她又抱怨說：可惜，如今填滿我們校園生活的，卻是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考不完的試……”林婕的中文寫作水平，比許多香港的大學生都要高出一截；她的思想也相當成熟，如果再堅強一些，能夠撐過眼下最艱苦的日子，將來很可能成為香港所需的人才。可惜，她選擇以死來控訴香港社會對“新移民”的排斥，留下“我太累”三個字，真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辛酸。與她相同境遇的“新移民”孩子，不知又有多少，好在還有別的路可走。就在教育署署長髮出電郵的同一天，一位十一歲的“新移民”男孩拿了“回鄉證”（香港的中國人回內地的證件）離家出走，留言說回內地老家去了。他去年九月才來香港，一直埋怨香港壓力太大，難以適應，不如在內地無拘無束……家長報警求助，但也應該慶幸自己的孩子畢竟沒有像林婕那樣走上絕路。透過林婕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