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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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秋季開學後，收繳學費和書本費成了一件難事。在規定的時間，還有一個女生，成績非常好的班幹，沒有交費。我把她叫到辦公室，她哭了，什麼也不說。我瞭解她姐妹特別多，母親身體不太好，但學校沒有減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隔了兩天，下午第一節課，鈴聲響起時，她提了一籃子雞蛋，放在講壇上，說：“先生，我先交一籃子雞蛋。”這個村上的學生和老師對教書的不稱“老師”，而是喊“先生”。我不知所措，讓她回到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籃子放到地上。下課後，我把這籃子雞蛋送到廚房，我們幾位老師買下了。

在冬天還沒有到來時，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趕去學校，所謂早出晚歸。這年的秋天和冬天，我吃了太多的野兔，並且開始有點習慣吃羊肉。我們那兒養羊的人家特別少，我很不習慣羊身上的味道。收棉花的季節，田野和天空一樣空曠，打獵的蹲在乾涸的水溝裡張望，等待野兔野雞出沒。通常是在傍晚放學時，那個打獵的中年人提著野兔來到學校教師辦公室。這種情況下，我便留下吃晚飯。這是我最早適應的AA制，留下吃飯的老師平攤這隻野兔的錢，賬記在那兒，發工資時扣除。有些老師從不留下吃這頓有紅燒野兔的飯。起初我也有點猶豫，但同一個辦公室的幾位語文老師說，你怎麼能回去吃飯？我便留下，後來就成為吃野兔的當然人選。當時代課，一個月的收入是八元，如果是民辦老師則在十二元左右，而公辦老師是二十九元半。一校三制，即使民辦教師的工作量超過公辦老師，待遇也是如此。可在當時，八元，十二元的月收入在鄉村算是比較高的了。這可能就是打獵的人總是把野兔送到學校辦公室的原因。鄉下還有一個說法，做老師的嘴饞，不是幹部，沒有人請，又成天講話，嘴巴里沒有滋味。有了幾次旁觀別人殺野兔的經驗，我也學會了殺野兔。先用小刀削開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釘子把野兔的嘴巴釘在樹上或者牆上，然後兩隻手的拇指食指分別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開始緩慢，等過了野兔脖子這個位置，一使勁，一塊完整的野兔皮就脫落下來。這個時候，除了老師，學校已經沒有學生。冬天的殘陽並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掛在樹上，鮮血順著軀體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親自動手的經驗，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在深冬到來，當我看到打獵的人又提著一隻野兔跑到辦公室時，我藉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時，回頭望望我背後的村莊。在這所學校代課結束後，還有其他代課機會，但我放棄了。在父母的堅持下，我準備集中精力複習迎考。為了生活，父母親廉價賣掉了幾根準備造房子用的屋樑，買主就是我代課的吳堡村上的一戶人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返回與逃離（6）

我要告別這個村子，這所學校。這個學校的樹上，曾經掛著一隻野兔，我剝下了它的皮。還有一籃子雞蛋，不是在講壇上，而是壓在我的胸口。

在那些苦悶的日子裡，我常常想起秋冬之間在棉花地裡亂竄的野兔。我自己在地裡拾棉花時，也曾經驚動過野兔。我覺得自己就像慌張的野兔，不知往哪裡逃生。

我的心思在亂竄，儘管還在村中，但我的心思已經遙遠。當今天在說著許多思念故鄉的話題時，我知道自己其實不是在留戀故鄉，而是在重新尋找我所希望的東西。這個“東西”因我的情緒而變化。思念是真實的，但也只是在思念之中。誇大了這樣的思念，其實是虛偽的。我已經無法說清楚那個村莊是什麼。在重新返回我生活的歷史時，我只清楚地知道，我想離開它。

我向往南方。南方，實在是一個對我有誘惑的地方，因為我經驗當中的幸福生活常常是與模糊的南方連在一起的。長江以南的南方太遙遠和遼闊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帶。

所謂江南，我的見識抵達之處，只有浙江的杭州和江蘇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即便是這樣幾座城市，我多少年積累的印象也十分膚淺。對蘇州的瞭解，除了園林絲綢這些常識外，就是“北兵營”，村上的不少人當兵都是在那個兵營生活、戰鬥的。後來我上了大學，特地從閶門走到那個叫“北兵營”的地方。這個兵營在蘇州的城北，不遠的西北處就是郊外，姑蘇城外寒山寺。我的一個表伯父在大軍過江的時候隨部隊到了蘇州，這是我在蘇州唯一的親戚，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只是聽他的母親，我的大姑奶奶說起。等我後來到了蘇州去見這位伯伯時，才知道他在蘇州的吳縣，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車才能到他工作的單位，一家軋花廠。我是坐了公共汽車去的，這個廠當時效益還不錯。我見到了伯父，他也很快識別出我，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