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與問-史鐵生書信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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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聽，說不出個道理來。

古典音樂呢？也不懂，但多數都愛聽，不知道為什麼愛聽，聽時常能沉進去，但記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揮者，百分九十九的時候能把各種曲子聽串（記串），就像有可能認為維也納波士頓團的指揮是卡拉揚。至於馬勒和馬奈誰會畫畫誰會作曲，總得反覆回憶一下才能確定。而簽證和護照的關係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後天會否又忘尚難保證。

史鐵生與音樂是什麼關係呢？他是個愛聽他所愛聽的音樂的人。且不限於音樂，音響也可以。比如半夜某個下了夜班的小夥子一路呼號著馳過我家門口；比如晌午一個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賣；比如禮拜日不知哪家傳來的剁肉餡的聲音，均屬愛聽之列。

民歌當然愛聽，陝北民歌最好。但到處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國外的。雖然我沒去過印尼，沒去過南美和非洲，但一聽便如置身於那地方，甚至看見了那兒的景物和人情風貌。北方蒼涼的歌讓人心驚而心醉，熱帶溫暖的歌讓人心醉而後心碎（總之沒什麼好結果）。我常懷疑我上輩子是生活在熱帶的，這輩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瑪·杜拉的《情人》時也有此感。

被音樂所感動所迷倒的事時有發生。迷倒，確實，聽得躺下來，瞪著眼睛不動，心中既空茫又充實，想來想去不知都想了什麼，事後休想回憶得起來。做夢也是，我總做非常難解的離奇的夢，但記不住。

音樂在我看來，可分兩種，一種是叫人跳起來，一種是令人沉進去，我愛聽後一種。這後一種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論你在幹什麼，一聽就“瞪眼臥倒”不動了。另一種則是當你“瞪眼臥倒”不動時才能聽，才能聽得進去。而於我，又是後一種情形居多。

聽音樂還與當時的環境有關，不同環境中的相同音樂，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鬧市中聽嗩吶總以為誰家在娶媳婦。我常於天黑時去地壇（我家附近的一個公園，原為皇上祭地之處），獨坐在老樹下，忽聽那空闊黑寂的壇中有人吹嗩吶，那壇佔地幾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環繞，獨留一塊空地，無遮無攔對著夜空，嗩吶聲無論哀婉還是歡快卻都能令人沉迷了。

當然，更與心境有關。我有過這樣的時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歡的曲子，忽然不敢聽了；或者忽然發現那調子其實乏味得很，不想聽了。

我看小說、寫小說，也常有這樣的情況，心境不同便對作品的評價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約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時候都把你拉進它的軌道——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寫一篇小說之前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態、並以一種節奏或旋律來確認（或說保障）這種位置和狀態。但我說不好是誰決定於誰。心境一變，旋律就亂，旋律一亂，心境便不一樣。所以我很懷疑我能否寫成長篇，因為沒把握這一口氣、這一旋律可以維持多久，可以延伸到哪兒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認可能否應下你的約稿吧。

祝

歲歲平安！

史鐵生

199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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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給安妮·居里安Ⅰ（1）

安妮：您好！

來信收到。我最近正與別人合作寫一部電影劇本，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生計，電影劇本的稿費要比小說和散文高得多。寫電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據導演和電影市場的要求去寫。寫完一稿了，導演不滿意，還要再寫一稿，很累，以至血壓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點不敢接受您的約稿。我想，就在這封信中，談談我何以特別喜歡瑪格麗特·杜拉斯和羅蘭·羅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實，法國當代文學我讀得很少，杜拉斯和羅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讀過幾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話題限制得儘量小：單就羅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說說我的感受。

我曾對搞比較文學的朋友說過：為什麼不在中國的《紅樓夢》與法國的《去年在馬里昂巴》之間做些文章呢？這兩部作品的形式殊異，但其意旨卻有大同。《紅樓夢》是中國小說最傳統的寫法，曹雪芹生於二百多年前；《去年在馬里昂巴》是法國新小說派的代表作，羅伯－格里耶活在當代。但這並不妨礙我從中看到，兩部作品或兩位作家的意趣有著極為相似的由來與投奔。羅伯－格里耶在他這部作品的導言中寫道：“在這個封閉的、令人窒息的天地裡，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種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夢中被一種無法抵禦的誘惑所驅使，企圖改變一下這種駕馭和設法逃跑都是枉費心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