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狀態:丁玲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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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矛盾，我不進作家協會的大院；第二，你們幾位領導之間的矛盾我沒辦法處　理；第三，我跟編輯部之間的矛盾也沒有辦法處理。這三個矛盾我都沒有辦法處理，所以不願意再幹下去。但是看到丁玲的身體狀況和《中國》的艱難處境，雷加表示：編委可以　考慮留任。

第二年改刊後的《中國》，取消了編委會。

雷加在為《雷加日記書信選》加的一條註釋中，說到他要退出《中國》的原因：“我是副主編之一。我不願搞行政工作和編輯業務，後來編輯部內部也出現問題，本來這是不足奇　的，不過，它把我的創作矛盾激化了，以致我不得不退出。”但這不是全部原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雷加感到，他這個“副主編”在稿子的處理上有名無權。

此外，他同編輯部的關係也不融洽。1985年9月4日下午，他出差回京，同駱賓基、曾克到協和醫院看望丁玲。丁玲問他：你回來見到《中國》的人沒有？同《中國》的人透過電話　沒有？雷加說沒有見到《中國》的人，只與舒群透過一次電話。丁玲問他為什麼不給牛漢打電話。雷加說，我不知道他家裡的電話號碼，他從來不給我打電話。我臨走前給牛漢、　馮夏熊寫了一封信寄到地安門，給退回來了。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搬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時，編輯部搬離地安門已經半個多月了。

就在去醫院看丁玲前後，雷加給王家斌的信中袒露心聲：“關於《中國》真是‘有話太長，無話不短’，信中和電話同樣，不便多說。兩位主編，因編輯部的事（作風、工作方式　等），有了意見。劉紹棠因未登他的中篇，也有了意見，我居中間，左右為難，也在漸漸後退中。本來也只插手編了第一期，此時有事不問，因不便問，也問不了。經費有困難，　發行數量有問題，出版關係也十分複雜。聽說今後要拿到湖南去印。因尚未見人，細情不知。依我看，至少出到六期，你的文章尚不致遭到夭折。”這封信，就寫在雷加提出辭去　副主編前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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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寄厚望於牛漢（1）

丁玲二次住院之後，為《中國》做的最後一件大事，是調整確定了《中國》的機構和人事安排。《在嚴寒的日子裡》是寫不完了，她不能再給中國文學史留一部長篇小說了，那麼　，她要給中國文壇留下一本期刊。

主編副主編這一層，丁玲可以倚重的只剩下一個牛漢。以後的事實證明，牛漢的骨頭是硬的，他沒有辜負老太太的期望。

牛漢是蒙古族，還有一個筆名叫牛汀。1923年生人，一米九的個頭，性格耿直。牛漢是詩人，出版了多本詩集，與詩歌界有非常廣泛的聯絡。

牛漢解放初期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受重用，主管現代文學部，是社黨委委員，1955年因為胡風一案被拘捕兩年，1979年12月平反。來《中國》時，牛漢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任“　五四”編輯室主任、社編審委員會副主任、《新文學史料》主編。

丁玲8月30日在醫院裡同陳明談話時說：“牛漢這個人太老實，他人是個好人，也能吃苦。讓夏熊負責還不行，還只能讓牛漢負責。楊桂欣你讓他跑腿辦事不行的，他就是看稿子發議論寫文章，事務性事情他沒搞過。王中忱也不會搞，那次開通俗文學會就準備　得不好。”

9月16日下午，第一次出院之後，第二次住院之前，丁玲約王中忱到家裡來，談過一次關於《中國》的幹部安排。

丁玲說，你要去東北，想在你走之前找你來，現在編制批了，考慮了半天，牛漢做副主編是沒有問題的，61歲了嘛，調來也是這個位置，不調來也是這個位置。我們想，雪燕、馮　夏熊、楊桂欣和你，四個人都給個官，想把夏熊提副主編，要是不把他提上來，我們只有兩個室，只能有兩個正兩個副。楊桂欣還是個有用之才，要用他的長處。牛漢這個人很好　，很正直，有膽量，他腦子的靈活方面不夠，眼觀四方耳聽八面，還缺少點那個才幹。他老喜歡聽夏熊的，我說他的腦子不靈活，他不太滿意，總覺得我這個人太軟了。

陳明說，他有點兄弟民族的正義，敢說敢幹，有時簡單一點，但他看法還是準的，還比較深刻。

丁玲談到編輯部的機構設定說，分兩個室，你和楊桂欣一人一個室，雪燕管辦公室。王中忱表示，一下子報那麼多幹部，作協未必能批。自己年輕，資歷淺，還是先可著幾個老同　志安排。

雪燕是延澤民的愛人，原來在哈爾濱《北方文學》做編輯，寫過一些散文，1980年調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