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狀態:丁玲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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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位置。但是還有一個　任務，就是要團結老作家，老作家在這上邊發表作品，交流經驗。搞這麼一個刊物，要在作協的領導之下，可以由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去擔任主編。比如丁玲同志，你編過《北斗》　，有傳統有經驗嘛，你可以指導指導嘛，也不一定要你把稿子從頭至尾都看一遍。舒群同志也可以當個副主編嘛！”

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幾年間，呼啦啦冒出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中青年作家，他們聰明敏感，精力旺出手快，一些人迅速成名走紅，文學刊物都把眼睛緊盯在他們身上。老作家感　覺發稿困難，不免生出冷寂失落之意，自然盼望能有一塊屬於自己的文學陣地。

丁玲說：“有建議是好的，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這些人能決定的，不要想得太簡單了，可能還得由中宣部表態。”今天的會馮牧沒有來，丁玲就轉向了束沛德：“束沛德，你說　呢，你的意見是什麼？你是黨組成員呀。”

束沛德遲疑了一下，出言謹慎：“我對這個問題的表態還得考慮考慮。老作家有些特殊的問題，與中青年作家不同，所以有些作協分會專門成立了老作家工作委員會，方便老作家　交流創作經驗、安排創作生活。我們中國作協現在有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沒有老作家的工作委員會，現在要考慮更好地發揮老作家的積極性問題。至於大型刊物，作家出版社正　在考慮辦一個，因為它要出書，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刊物。”

那一天的魏巍是個天才的預言家，關於“作協黨組領導下的大型文學刊物”，關於“丁玲主編舒群副主編雷加參加領導”，這些都在日後成為現實。魏巍當之無愧是《中國》的創　議者。

我感覺，丁玲在內心裡，確實渴望一份自己主編的刊物。今年二月底陳登科來北京，到家裡來拜訪丁玲，她就說過：“我沒有精力了，有精力我到你們安徽去，當《清明》的顧問　。辦一個好刊物比什麼都好。現在的好刊物太少了，光是登幾篇小說那叫什麼刊物呢？刊物裡面要有小說，有詩歌，有散文，有書評，但最重要的是評論文章，那是表明方向的。　就像過去馮雪峰寫的那些文章，你就是過幾十年看，他還是站在那裡。”6月20日，在廈門大學講話時她又說過：“我現在懂得魯迅為什麼不寫小說，要去寫雜文了，他自己講，要　打仗啊，拿著個匕首，來得快呀！我沒有魯迅那個匕首，但是總可以在旁邊敲敲鼓啊。”但是在魏巍提出建議的會場上，丁玲卻保持著冷靜和審慎。一個刊物，可不是隨便說說就　能辦的。她擔心作協黨組這第一道關就不那麼好過。

當時，大型文學刊物全國已有近20種，老牌的如《收穫》，新創的如《十月》、《當代》，影響都很大。4月28日中午散會的時候，許多人並沒有真正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不過是　說說而已，談何容易！”

但是後來在《中國》裡邊擔任主要角色的幾個人，誰也沒有忘記這件事。他們都把這事裝在心裡，暗暗謀劃。當然誰都明白，挑頭掛帥的只能是丁玲。她的態度最為關鍵。

3。　丁玲心中燃起兩把“火”（1）

老作家們的積極攛掇，是丁玲掛帥辦刊的外因。我覺得，讓她最後下決心創辦《中國》的，是兩把“火”：一把“火”是全國經濟改革的大形勢，讓她深受感染，放開了膽量；另　一把“火”，是糾纏困擾了她四十多年的所謂“歷史問題”終獲解決，使她煥發出昂揚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再次萌生了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

1984年6月4日下午3點10分，丁玲同陳明乘坐的飛機穩穩降落在廈門機場。他們來出席由廈門大學主辦的第一屆丁玲創作討論會。

廈門大學方面沒有給她安排許多“公務”，她一共只講了三次話。一次在6月14日上午的開幕式上，她的講話簡短之極，整理成文字只有一百多字；一次是6月20日上午與廈門大學　師生的見面會上，她在秦兆陽、馬烽、陳登科之後講話，主要是結合在座諸位老作家的創作經歷，強調了作家深入群眾、深入生活的重要性。當天下午四點舉行閉幕式，丁玲的講　話是三次裡邊最長的，但也不過兩千多字。她說：“八十歲，就意味著我的時間很短了。你們祝願我長壽，怎麼能長壽呢？長不了多少了。我只能利用這很短的時間做更多的事。　”

會議之外更多的時間，是朋友的歡聚交談。丁玲好客，好熱鬧，又好說話，因而很“招人”，特別是魏巍和陳登科，沒有隨會議住在廈門大學，而是住在鼓浪嶼，這樣與丁玲來往　走動就更多些。與會者裡邊，魏巍是創辦《中國》的倡議者，馮夏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