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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甚滿意，在那張紙上加了一句：“我現在急須要你們點頭。或者不同意。 明朗化些。”唐達成用筆回答道：“黨組的同志們是同意的，這點是明確的。”兩人一問一答，把一張32開的便籤紙幾乎寫得滿滿登登。
回到家裡，丁玲立刻給有關人員打電話：作協黨組對於辦刊明確表示同意。
第二天，8月21日上午，在木樨地22號樓丁玲寓所，召開了《中國》的第一次會議，參加人有丁玲、舒群、曾克、雷加、陳明，共五人。會議的內容是：研究刊物的主編、副主編和刊物的名稱。
丁玲主張設兩位主編（丁玲、舒群），多位副主編，曾克也附和，她們的意見佔了上風。會議氣氛很好，大家都很興奮，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刊名：《中國文學》。主編：丁 玲、舒群。副主編：雷加、魏巍、牛漢、劉紹棠。後來因為外文局提出意見，正式出刊時，刊名改為《中國》。
21日只是一次小會，三天之後召開了大會。8月24日下午兩點，依舊在木樨地丁玲寓所，除上次的五人外，又增添了牛漢、劉紹棠、馮夏熊、朱正、王中忱，一共十個人，鄭重其事 地研究確定了《中國》的大盤子。這是《中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除魏巍外，領導成員全部到齊。
劉紹棠是副主編中的“少壯派”，做了較長的發言。他說，這件事我知道後很高興。我們這些人在五十年代受丁玲、雪峰同志直接影響、培養較多。我在文藝界接觸面比較多，百分之九十五的作者都是按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走的，但是這個“權 ”太實際了，讓人不能不考慮。尤其是評獎，最能拉人，上面評了獎，下面就可以要房子、升級、漲工資。我們辦刊物，可以繼承“五四”精神和五十年代好的東西。現在幾個有 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繼承傳統的旗幟都不夠鮮明，我們要旗幟鮮明，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刊物要邊辦邊解決問題，不能等萬事俱備再辦。
丁玲說，紹棠講到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我們的發刊詞會觸及到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問題，不能迴避，例如對清除精神汙染問題。中國新聞社一個記者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能再 提了。說中宣部召開廳局長會議，有人把名單都帶來了，準備抓誰誰，這其實都是謠言。現在有些所謂的資訊，就是把謠言合法化。我們的發刊詞一定要說清楚，要能說服群眾。
1。 唐達成答覆：黨組的同志們是同意的，這點是明確的（2）
牛漢是初登丁宅。他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編輯室主任、《新文學史料》的主編，丁玲等老作家對這份刊物印象不錯，認為比較公正。馮夏熊是馮雪峰的長子，丁宅的常客。 1950年代曾去蘇聯留學，入了黨，擔任過留學生黨支部書記，回國後在三機部工作，“文革”期間到工廠當工人，“文革”結束後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雪峰文集》的編輯工作 。從此棄工從文，寫過較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也寫了一些有關馮雪峰、丁玲的文章。1980年到《當代》做編輯，1984年又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丁玲由於和雪峰 的親密關係，對夏熊關照有加。牛、馮二人是未來編輯部的主要負責人，所以更關心稿件。牛漢說，我們這個刊物在全國一定要有影響。幾十年來我一直做編輯工作，寫過一陣子 詩，現在需要一股子正氣。現在文藝界的領導不可能把文藝推到一個新的高潮，引到一個新的高度。某些文藝界領導是空頭文學家，是魯迅最討厭的，沒有作品，可是有權。我們 要踏踏實實辦刊物，紮紮實實做工作，在編輯的技術上一定要超過他們，要讓人看到力量，要團結各界作家，特別是老作家。綜合性文學刊物要以創作為主，第一、二兩期的稿件 要精而又精，力爭旗開得勝。馮夏熊說，第一期一定要吸引群眾，發刊詞裡邊要提倡改革，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促進團結，以後逐步引導，第一期沒有必要論戰。
會議氣氛很熱烈，大家的注意力和興奮點，都集中在刊物的內容上，躍躍欲試地表示要去拉稿子。還是陳明腦子最清醒，他說，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透過作協拿到期刊登記 證。我們是否寫一個書面報告，由作協轉中宣部文藝局，這裡麵包括錢、房子、編制等一些具體問題。陳明提到的確實是最急迫最要緊的，也是日後成為最大障礙和難題的，但在 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可能大家都以為，那只是一個簡單不過的手續問題。
會議決定：9月4日（星期二）下午兩點召開集稿會（後因丁玲要去參加中宣部文藝工作座談會，提前在8月29日召開）；寫報告和辦期刊登記證問題由曾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