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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餘貧苦佃農、茶農首義時，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如元代紅巾軍提出的“摧富益貧”，以及此後農民起義相繼提出的“殺富濟貧”等等。
第二章 說英雄 話好漢（5）
那麼何以中國民眾如此看重劫富濟貧？先看民國時期學者的分析。如薩孟武先生在《水滸與中國社會》中認為，中國古代財富的集中，與現代資本的集中不同：現代資本的集中是由於競爭所致，而競爭可以改良技術，增加工業生產力。而古代財富的集中則由豪強利用高利貸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來剝削一切農民，這個方法是減低而不是提高生產力。並且現代資本家在資本集中後，要添置裝置，改良技術，個人消費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沒這個必要，他們搜刮來的財富都用於個人享樂，所以財富都集中少數人的手裡，並不是生產的發展，而只是消費品的集積，把它分給大家同用，不但不會減少社會的生產力，反而可以促進貨財的流通。所以，照薩先生這番分析，便可得出結論：劫富濟貧是必要的、進步的。
現在再看新政權建立後大陸學者對此的分析。如陳高華先生在《元史研究論稿》中論說道：“‘摧富益貧’口號的意義，不僅在於它要求平均財富，而且在於他明確強調要透過‘摧’（即暴力）的手段，達到平均財富的目的；而財富的平均，實際上便意味著社會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剝奪富人即剝削者的財產，‘益貧’就是將所得的財產在窮苦的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分配。”
兩種說法從不同的研究理路出發，薩先生偏重於對劫富濟貧的效果的分析，陳先生側重於對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均貧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據，言之有理。
但除此以外，還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視，如自古以來，中國人的腦中就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為富者不仁。
英雄的義氣與正義
梁山上的諸多好漢中，有許多人都是喜歡以“俠義”自居的，像魯智深、武松、石秀、燕青等，尤其是武松，動輒宣稱自己專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會以為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個個是行俠仗義的好漢，是他們在不平的人間主持著正義。
大嘴不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但也不能說全無道理。梁山好漢中確實有慷慨正直的漢子，奮身忘我地去誅鋤人間的邪惡，但這部分人和喜歡燒殺搶掠的人相比，其比例實在是不高的。
在許多梁山好漢心裡，其實是並沒有一個崇高的道德律令的，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我爽了就行，其他不管。
這在水滸世界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證據，比如第一個出場的好漢九紋龍史進，從他的故事中就能看出來。史進最初在史家莊組織起莊園的自衛武裝，無疑是與附近的少華山強人在立場上是相對的。所以跳澗虎陳達帶領強人到史家莊借路，跟他扯什麼“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時，史進毫不買帳，出馬便擒了陳達。但少華山其餘兩位頭領朱武、楊春行了一條“苦計”，來史家莊跪請受縛，願與陳達同死，史進受了感動，將他們都放了。但再接下來故事的演進就耐人尋味了：“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羅，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為當。’……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羅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
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到：‘也難得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裡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二章 說英雄 話好漢（6）
史進雖然單純，但並不是弱智，他也該當明白，少華山三頭領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來的。但他沒有去想這些，或者認為根本不必要想這些，要緊的是他們是“好意”，是“難得敬重我”，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這就是梁山好漢乃至中國人的俠義觀和道德觀，最重人情，遂至立場不分。因此自封為大俠的武松在十字坡孫二孃的黑店裡，一旦與張青結為兄弟，那就任由他們夫婦將做人肉包子的黑店開下去，不再過問干涉。
同樣，地方惡霸金眼彪施恩能憑几頓好酒好肉，就請武松擺平了蔣門神，替他奪回黑道地盤快活林，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滸》，講說這一段時，回目統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