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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係等方面。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薰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佔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
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一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繫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於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係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係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牴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是指禁嫖賭、戒遊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二、儒魂?軍魂?…晚清軍事制度改革(4)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係的準則,曾國藩說,“信以施於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絡,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作為將帥的行為準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