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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五經”是專門之學，所以明朝就出現了一些科舉世家擁有家傳的經學，即經學世家，並向所在地域擴散。
例如常熟的《詩經》、餘姚的《禮記》、蘇州的《易經》以及會稽的《春秋》，在當時都非常有名。
“五經”既然是選學的科目，那麼它就比“四書”更有自由性，往往有人因其所選本經學習不佳而更換學“五經”中其他的科目作為自己的本經。
正是因為考生們對“五經”的側重不同，故而考生的卷子會依照其選取作答的“五經”題目進行歸類，這樣一來就考卷分為五類，每一類對應“五經”中的一門，然後由相應的房考，也就是批卷官進行批閱。
考慮到“五經”中的熱門和冷門，每門批卷官的數量並不一樣。
通常《詩經》最多，有五房批卷官；《易經》和《尚書》其次，各四房批卷官；《春秋》和《禮記》最少，各二房批卷官。
鄉試排名的時候，為了照顧到學習不同“五經”科目的考生，首先從把“五經”試題中每一門作答文章最好的人挑出來，五經更佔其一，這樣一來就有五個人，號稱“五經魁”，也就是大明鄉試“五經取士”的由來。
這五人將是鄉試的前五名，其中最優秀者就是鄉試的解元，因為不同的“五經”文章間很難比較高下，故而這個時候就要看“四書”題目的優劣，也就是考驗考生們八股文的能力。
至於五人後面的排名，則根據三場考試的綜合情形來定奪，其中第一場考試的成績，尤其是八股文所佔的比重最大。
按照鄉試的規定，鄉試前六名可以免考接下來的由舉人應試的選拔考試，直接獲得前往京城考會試的資格，故而鄉試前六名的爭奪異常激烈。
對於那些成績優異的考生，自然奔著“五經魁”而去，一旦成為“五經魁”不僅可以在鄉試中名列前茅，還能直接去京城趕考不必在參加選拔考試，同時這也是一種莫大的榮譽，以後向外人介紹身份的時候可以稱“經魁”，可謂是舉人中的佼佼者。
不過，如果所選本經的競爭對手太強，那麼有人會退而求其次選擇第二拿手的那一經來應考。
以湖廣考生為例，方雲擅長《易經》，沈伯誠擅長《詩經》，楊仁孝擅長《尚書》，三人所選都可謂是當前的熱門。
其實紅，方雲和楊仁孝都明智地避開了最熱門的《詩經》，畢竟選《詩經》為本經的人最多，競爭也最為激烈，故而不如退而求其次選別的科目，以衝進“五經魁”為重。
李宏宇則無所謂，他當年在學校對“五經”的研究並沒有分主次，而以前“小李宏宇”選擇《易經》作為本經，按理說他應該作答《易經》的題目，不過如此一來就要跟方雲正面較量。
由於方雲和沈伯誠、楊仁孝在湖廣生員圍困武昌衛的時候幫了李宏宇，故而李宏宇不好跟三人相爭，於是準備選冷門的《春秋》題目作答。
而趙欣跟李宏宇遇到了一樣的困擾，畢竟圍困武昌衛是她發起的，她也不方便跟方雲、沈伯誠和楊仁孝相爭，故而跟李宏宇商議後選擇另外一個冷門《禮記》的題目作答。
另外，無論是鄉試還是會試，都對四書五經的答題的字數有要求。
按照大明成化年間的定製，三道“四書”題裡，每道題最低兩百字，最高可達六百字；五道“五經”義裡，每道最低三百字，最高五百字，一旦不符合字數考卷就會作廢。
由於鄉試第一場至關重要，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可謂是鄉試的決戰，關乎著考生們能否桂榜題名進而得到踏入仕途的機會。
因此，鄉試中的作弊也主要集中在這一場。
例如，那本字型如跳蚤一般的《五經全注》以及四十餘萬字的黃絹就是為了第一場考試準備的，可謂煞費苦心。
與這種小抄相比，有的考生採用更高階的作弊方式，提前就背好了數篇文章，屆時只要從中挑選一篇最貼近考題的文章作答即可，由於這種作弊方法非常隱蔽故而通常而言在考試的時候很難發現。
但這種方式也有一個弊端，那就是如果其所選的文章貼近考題尚好，要是離題萬里的話那麼考官也會把這種考卷給淘汰下去，有時候還會追究應試者的責任，畢竟為了奪取功名有些人明知文不對題也會抱著僥倖的心理作答。
所以，考前押題就顯得非常重要，運氣好押中了考題作答起來就順利很多，否則就只有臨場發揮，絞盡腦汁地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