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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電視時代，你即使寫出一本《*》外加《紅樓夢》，如果沒有上電視，你也算不上真正的“名人”。
但是，我本人真的不願意上電視露一把我那張俊秀的大臉！動機呢，絕非是一些知識分子假清高和故意“不合作”的高姿態，而是出於很簡單的考慮：
如果赫連勃勃大王在電視上混得熟頭熟臉，以後去東莞坊間喝花酒怕被人認出來！
我唯一的一次破例，是香港某電視臺要拍《曾國藩》的紀錄片。這個片子中有不少關於太平天國的篇幅，我恰恰對洪秀全、李秀成等人特別有研究（我的專著《極樂誘惑》是一部有關太平天國的權威批判性作品），由此和導演一拍即合，覺得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深揭狠批一下“拜上帝教”，故而我最終放下身段，同意上電視露一小把大臉。
紀錄片的攝製組專門從北京趕來，一共三個人，告知我，他們在一個酒店房間“恭候”我。入得酒店，進到房間之後，我剛剛坐下，忽然呼啦啦窗簾被拉上！
面對黑糊糊一片，當我正恍惚著害怕自己落入綁架魔窟之際，一個估計有3000度的大射燈開啟了，非常不客氣地直接照在我臉上。
而後，製作人渾厚的男低音在我對面響起：“梅先生，不要緊張，別眨眼，看著虛空就可以，請按照我的提示回答問題……”
往好聽裡說，是錄製節目。但此情此景，不和傳說中的虐審經濟犯一樣嗎？而且，經濟犯還可以面對大燈抱著“死了我一個富裕一家人”的信念而寧死不屈不開口。作為被訪者的我，可就太倒黴，一定要迎著強光，不停讓腦子飛轉，回答著對面記者深思熟慮後寫在紙上的一個又一個提問。
更可怕的是，那個大燈功率奇大，烤得我滿臉冒油，喉嚨生煙。
有了此次被“凌辱”的經歷，一朝被人靠，十年怕香蕉。此後，我就再也不敢做電視節目。到電視臺就更不去了，因為我有幽囚恐懼症！
試想一下，待宰羔羊一樣，被人誘引到一個密閉的、吸音的小黑屋子。大燈小燈照著，被看不見臉的攝影師和導演吆喝著，腦子一團粥，臉上一團笑，還要展現出好似生命中最後一刻所要呈現的大智大勇的笑意。在被光速激動得亢奮的情緒下，做出一副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樣子，坐在那裡胡說八道，滿口的潛規則、萬曆十五年和各朝各代的政界往事，這，確實是不小的精神折磨。
喪鐘為誰而鳴？為什麼那麼多無聊的觀眾愛看電視節目呢？這種根本缺少真正悲歡離合邏輯的螢幕，幹嘛能吸引那麼多群氓每天自願坐牢一樣呆坐在那裡盯著人影傻笑呢？
電視節目，在群氓眼中，是濃縮的、蒸餾過的純淨人生，是他們夢想的景象。在螢幕中，他們能看到自己的命運，可以發現隨意改變的宿命，可以和幻想重逢。生活在這個無比擁擠的世界中，只有在螢幕前，我們才能感覺到一種假想中的安全，才可以躲避生活林莽中的交叉火力。社會是冰冷的，漫無邊際，找不到個人理想的交匯點，如同漫漫宇宙黑洞中的星雲那樣杳不可及，蘊含著持續的、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巨大壓力。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電視！電視！電視！（2）
但是，在電視的彩豔熒屏中，我們終於找到了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人的歡樂，構成我們歡樂的源泉；陌生的世界，變得親切而熟悉；不能實現的遙遠的幸福，變得幾乎唾手可得。從前那種被時間、空間隔開的各種人生際遇中難以逾越的分水嶺，也已經被跨越，頓呈眼前。
現實的快樂，稍縱即逝。因為幸福和快樂的特質，就是短暫和易於消失。如此，想裝滿我們快樂的容器，電視是一個最佳的選擇。在每次倦怠和麻木湧來前，我們從螢幕上就獲取了另外的陌生的快樂和新奇。由此，時間變得不那麼難以忍受，死亡也顯得那樣美麗，向死而生的哲學傷痛，被短暫而美麗的歡愉完全治癒了。於是，免於死亡恐懼的自由，作為一種假象，讓人覺得非常安怡舒適。
設想一下，在每個時間段內，這個地球上有幾十億臺電視機開啟著，我們的生活被展現，別人的生活被複制。隨著鏡頭的轉化，我們的大腦飛速旋轉，但卻永遠不會深入思考——在電視的侵蝕下，人的思想越來越簡單，而不是越來越深邃。還沒來得及思考一個畫面和鏡頭，下一個畫面已經佔據了我們的視覺神經，阻斷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也正是基於電視這種特質，媒體發現了我們的注意力是最寶貴的財富，這就是“眼球經濟’或者”注意力經濟”的發端。
誰吸引了大眾群氓的眼球，就意味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