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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與吹噓有著本能的反感。有一次，和朋友翻看一本雜誌上推薦的“你一生應該去的世界100個地方”，嚇我一跳，我竟然去過70多個，該去的都去了，沒去的也是南亞、南美、東非那樣的僻遠地帶。只要和“繁華”、“商業”兩個字挨邊的地方，我都到過。
當然，內心深處，我最初也曾有某種“哥們我全世界都去過”的虛榮。我記得，我有一個“新秀麗”牌子的、棺材一樣大的大旅行箱，每次出國必帶。我模仿電影和雜誌攝影上的印象，幾年下來，在上面貼滿了各國各地的機場標籤、入境貼牌以及各種很有紀念意義的或圓或方的不乾膠貼紙。豈料，有一次到加拿大多倫多，機場一個更年期的女海關官員，神經病一樣，檢查了我的行李後，也不說原因，怒氣衝衝地開始撕我大箱子上面的貼紙。我眼睜睜地看著她把我幾年來處心積慮、故作胡亂無序貼上的成果被一張一張撕掉，揉成團，扔進了廢紙簍。當時，我的心都要碎了……
至今，那個洋老孃們的行為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謎，不知道她當時腦袋搭錯哪根線，非要撕掉我的旅行貼紙。
意識流啊意識流……
20天后，盧為為仁兄回來了，一張臉曬得像汽車擋泥板。他滿臉怒容，罵罵咧咧，“你借我攝像機，卻沒有往包裡放充電器。這種攝像機專用的充電器，尼泊爾旅館裡面哪裡有！得！你借我的攝像機本來電池就沒有電，一次都沒用上，我拿都沒拿出來一次！”
我故作道歉狀，表面愕然，心中欣喜。我確實是忘記了。這種借人東西忘記拿關鍵部件的行為，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學所講的那種“故意的遺忘”。
“呦，盧兄，去佛國聖地呆了那麼久，頭髮多長了幾根沒有？感覺到自己的心靈受到了洗滌沒有啊？有沒有豔遇啊？據說尼泊爾姑娘挺漂亮的。”我忙把話頭岔開，與盧為為親切交談。
“靠！什麼佛國聖地，就是個受苦集中營！巴掌大的地方，除了山地、破廟就是林子，連個洗澡桑拿的地方都難找，更別提什麼美豔的小姐了。在街上難得看到個比較好看的女孩，面板黑得賽過新買的膠鞋，閃亮閃亮的。你知道，我的審美觀是喜好白皙滑膩的啊……”盧為為摸著下巴，又指指自己的腦袋，“長頭髮？一根都沒多長，長個屁！我們天天尋思哪裡喝碗乾淨水，哪裡能找地方洗個好澡，愁都愁死了，我估計腦袋上的頭髮還多掉了30多根兒呢……”
確實，禿頭對自己頭髮根數的注意，與守財奴注意自己的銀元差不多。聽他言語，我幸災樂禍，“呵呵，我早勸你不要去，你非要去花錢活受罪，何必呢？嗯，對了，和你一起去的那兩個喜好攝影的哥們總會感覺有收穫吧，他們感覺到荒野蒼涼的美麗了吧？”
“那兩個傻叉也都後悔死了！都是他們攛掇的，兩個人本來是貴州出來的，到深圳十多年，也都混個人五人六，自我感覺不錯。到了尼泊爾，他們呆了幾天就呆不住，想離開又不能改簽機票，後悔，後悔極了！我們天天躺在旅館裡面，住勞改營一樣，想自殺的心都有——特別是那兩哥們，多年前好不容易走出貴州大山到了深圳，誰想又他媽萬里迢迢跑到尼泊爾爬山越嶺憶苦思甜，簡直就是農村人又回到更窮的農村了……兩哥們說是喜好攝影，每個人都揹著幾十萬的機器招搖，其實都是飯桶。他們平時都是拍人體搞意淫的，在深圳的時候，弄些模特在攝影棚裡面或者去海邊，以攝影的名義對小姑娘毛手毛腳，哪裡懂得拍風景！”
是啊，無論去尼泊爾還是巴馬，作為獵奇者，我們這些表面上反物質的物質主義者，城市的客人（好多人在不久前還在山溝裡面吃紅薯，肚子裡面的紅薯屎還都沒拉乾淨）紛紛上山下鄉，竄入各種少數民族聚居地，把貧窮和落後當成獵奇的物件，在大秀自己“品位”的同時，內心深處最多的是一種慶幸：這麼原始的生活，這麼貧窮的物質環境，自己可以作為一個純正的旁觀者和旅遊者來感受，這是多麼愜意的事情啊！
更可笑的是，揹包旅行（Backpackers）是最被中國人誤讀的一個國際消費符號，類似我的朋友盧為為一樣，他把揹包旅行變成一種時尚，甚至無端炫耀。其實呢，在國外，一般的揹包客都是花不起錢的學生和窮人，參加旅行團的才是有錢人。到了中國，一切都擰了個兒。
所以，悲劇在於，我們今天的生活在數量上確實超過先前任何一個時代，但它僅僅是數量上的進步而已，我們的意識層面和精神基調，根本不比秦朝人要好得很多，甚至還在某些方面有極大的退步。
法國，一個虛假的浪漫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