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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時拜倫之所以比較的為中國人所知，還有別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臘獨立。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所記得的人，還有波蘭的復仇詩人密茨凱維奇；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山陀爾；飛獵濱的文人而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厘沙路（黎薩），——他的祖父還是中國人，中國也曾譯過他的絕命詩。
後來魯迅還談到密茨凱維奇，在《〈奔流〉編校後記（十一）》中說：他“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國青年的共鳴的”。在《“題未定”草（三）》中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
還談到裴多菲。他在《〈奔流〉編校後記（十二）》中說，他收到白莽的譯稿《彼得斐行狀》的時候，“很引起我青年時的回憶，因為他是我那時所敬仰的詩人。在滿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鳴於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並說他“那‘鬥志’能鼓動青年戰士的心”。
《摩羅詩力說》一文在介紹這些外國詩人和他們的作品的同時，還正面闡發了魯迅自己對文學的一些見解。
《尚書·舜典》說“詩言志”；《論語·為政》中又說：“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儒家的這些思想長時間裡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準則，例如《文心雕龍·明詩》篇也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魯迅的這篇對此說表示了異議。他說：“夫既言志矣，何持之雲？強以無邪，即非人志。許自由於鞭策羈縻之下，殆此事乎？”接著，魯迅根據中國文學史上的事實，概括地指出這種“思無邪”的理論給創作造成的巨大損害：“然厥後文章，乃果輾轉不逾此界。其祝頌主人，悅媚豪右之作，可無俟言。即或心應蟲鳥，情感林泉，發為韻語，亦多拘於無形之囹圄，不能舒兩間之真美；否則悲慨世事，感懷前賢，可有可無之作，聊行於世。倘其囁嚅之中，偶涉眷愛，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況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結果就是，“試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詩宗詞客，能宣彼妙音，傳其靈覺，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幾何人？上下求索，幾無有矣。”
在這篇論文裡，魯迅提出了一個“文章（文學）不用之用”的思想。當時不是有人認為文學沒有什麼用處嗎？魯迅回答了這個意見：是的，說到文學，“故其為效，益智不如史乘，誡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業之券。”可是人的活動和需求是多方面的：“蓋緣人在兩間，必有時自覺以勤劬，有時喪我而惝恍，時必致力於善生，時必並忘其善生之事而入於醇樂，時或活動於現實之區，時或神馳於理想之域；苟致力於其偏，是謂之不具足。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矣。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他的結論就是：“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正是因為認識到文學在影響人的精神方面的作用，他才決心以文學為畢生的事業。
文章的結尾部分聯絡到了當時中國的現實，指出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長期不與外國交往，嚴重阻礙了中國的進步。“顧使往昔以來，不事閉關，能與世界大勢相接，思想為作，日趣於新，則今日方卓立宇內，無所愧遜於他邦，榮光儼然，可無蒼黃變革之事，又從可知爾。”這種閉關政策的得失，文章說：
得者以文化不受影響於異邦，自具特異之光采，近雖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則以孤立自是，不遇校仇，終至墮落而之實利；為時既久，精神淪亡，逮蒙新力一擊，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與之抗。加以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以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
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3）
文章表示了對於當時一些維新志士的不滿：
眾皆曰維新，此即自白其歷來罪惡之聲也，猶雲改悔焉爾。顧既維新矣，而希望亦與偕始，吾人所待，則有介紹新文化之士人。特十餘年來，介紹無已，而究其所攜將以來歸者；乃又舍治餅餌守囹圄之術而外，無他有也。則中國爾後，且永續其蕭條，而第二維新之聲，亦將再舉，蓋可準前事而無疑者矣。
魯迅深刻地看到了：要維新就得有人來介紹新文化。如果沒有人來做這項工作，只是到外國去學回一些食品加工、監獄管理等等辦法，那麼你就等待著第二次的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