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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即經飭司密飭仁和、錢塘兩縣查復，未曾來省，並由司飛飭會稽原籍，迅速查傳省垣質訊。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據江蘇臬司諮行浙江臬司，並委員將信件及投信人一併解交前來，非將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審出實情。相應請旨，將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即行革職，歸案審訊，是否有當。除將陶阿順收禁候質外，理合恭折具陳，伏乞皇上聖鑑訓示。謹奏。
案發當時在蘇州捕獲的，是投遞信函的僕人，即移送浙江省訊辦。周福清不歸案，這案子也就無法審理。崧駿的這一道奏摺在陳明案發時情形之外，請旨將周福清革職，查拿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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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2）
清廷為此連續發了兩道上諭。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諭說：“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詫異。著崧駿嚴切根究，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原折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九月初四的上諭說：“案關科場舞弊，亟應徹底查究，丁憂內閣中書周福清著即行革職，查拿到案，嚴行審辦，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陳璚審理此案。審訊時的情形，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裡是這樣說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說犯人素有神經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卻不答應，公堂上振振有詞，說他並不是神經病，歷陳某科某人，都通關節中了舉人，這並不算什麼事，他不過是照樣的來一下罷了。事情弄得不可開交，只好依法辦理。”出事這一年作人才八歲，他寫的這些當是後來聽大人說的。他把杭州知府陳璚錯寫做蘇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沒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並未歸案，當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見了。至於說他祖父在杭州府審訊之時作了這樣的申辯，倒是實有其事。御史林紹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摺說：“竊維近來考事，風氣卑壞，弊竇叢生，外間所傳，令人駭怪。風聞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關節者已不止一科，京闈鄉會試舞弊倖中者，更指不勝屈。毫無顧忌，一至於此，良可慨矣。”可見他的這種“供述”傳得很廣，有御史聽到並且據以奏聞了。
上諭責成崧駿對此案“嚴行審辦，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駿上了最後一道奏摺，將整個案情和所擬處理意見奏明皇上。奏摺的由頭：“為遵旨奏明革員中途遣人投遞信函，求通關節未成，聞拿自首，按律議擬，恭折仰祈聖鑑事”，強調了“未成”和“自首”，已經顯出了曲予迴護之心。奏摺對案情是這樣敘述的：
茲據杭州府知府陳璚審擬解由藩臬兩司會審，議擬轉解前來。奴才親提研鞫，緣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隸會稽縣，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辛未科進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館，選授江西金溪縣知縣。光緒四年因案被議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內閣中書，是年九月到閣當差，十九年三月丁憂回籍守制。馬家壇系會稽縣學廩生，為翰林院編修馬傳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攜僕陶阿順，由紹郡起程進京探親，二十三日路過上海，探聞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與伊有年誼，周福清一時糊塗，起意為子求通關節，並欲為親友中馬、顧、陳、孫、章五姓有子弟應試者囑託，希圖中式，如主考允許，再向各親友告知，擇其文理清通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親友家道殷實，不患無人承應，事後必有酬謝。次日即由上海僱船開駛，二十五日晚至蘇州停泊，周福清獨自擬寫關節一紙，內開五人，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樣，並寫洋銀一萬元空票一紙，加具名片，裝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蘇州閶門碼頭，周福清囑令陶阿順先去投帖拜會，如不見，再投信函。陶阿順將名帖信函一併呈送正考官船上，當經正考官扣留，押交蘇州府收審，轉解到浙，飭府訊供，將馬官卷及周用吉一併扣考，並經奏請將周福清革職，委員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隨後回籍，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並飭查提馬家壇、周用吉到案。由縣先後解省，發委訊辦。欽奉諭旨，遵經飭據訊認前情不諱，詰無預謀買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無遁飾。
奏摺中對案情這樣敘述，顯然是根據周福清的口供。說他這次出門並不就是為了行賄，而是進京探親的途中臨時起意去辦這事的。而且事先也並沒有同馬、顧、陳、孫、章幾家商議，是他自作主張去辦這事，所以並無預謀買求中式之人。這樣說不但與事實不符，也與情理不合。崧駿願意接受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