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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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異路　逃異地（1）

魯迅在《自敘傳略》中說：

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底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

這事他在《吶喊·自序》中是這樣說的：

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

就這樣，魯迅從母親手中接過還帶著體溫的八塊銀元，避開了母親的淚眼，懷著悽愴的離愁別緒，離開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鄉，離開他親愛的母親和兄弟，動身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結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開始踏上人生的征途。

這是他第一次離家遠行。當時他寫的一則《戛劍生雜記》說：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雲：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他在旅途中就是這樣一種心情。

魯迅於1898年4月底離家，5月7日到南京。他到南京求學，是因為遠房叔祖父周慶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師學堂教漢文，兼任管輪堂監督。周家子弟因他的關係進那學堂的，魯迅是第三個。入學考試只是寫一篇文章，試題是《武有七德論》，他考取了，分在機關科學習。

入學的第一件事，是這位當監督的慶爺爺給他改了個名字，叫周樹人。改名的原因，據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椒生》中說，是因為“那時學校初辦，社會上很看不起，水陸師學生更受輕視，以為是同當兵差不多，因此讀書人覺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隨便改一個充數”。

周作人的這本書接著還說了：“那時候考學堂本不難，只要有人肯去無不歡迎，所以魯迅的考入水師，本來並不靠什麼情面，不過假如椒生不在那裡，也未必老遠的跑到南京去，飲水思源，他的功勞也不可埋沒。魯老太太因此對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後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時候，總預備一隻燉雞送去，再三謝他的好意。”

魯迅的《朝花夕拾》裡有一篇《瑣記》，記下他在水師學堂的情況：

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潁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裡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著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著，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著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愛的是桅杆。……它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而且不危險，下面張著網。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裡面卻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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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異路　逃異地（2）

在《忽然想到（八）》裡，魯迅還講過這樣一件事：

我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