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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
一九○六年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當時一同聽講的周作人和許壽裳也都寫有回憶。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民報社聽講二》中說：
太炎在東京一面主持《民報》，一面辦國學講習會，借神田的大成中學講堂定期講學，在留學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壽裳與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未生和錢夏，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吓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魯迅曾借未生的筆記抄錄，其第一卷的抄本至今尚存。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學生卻極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樣，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出好像是一尊廟裡的哈喇菩薩。
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6）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
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為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
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態度！
魯迅聽章太炎講學雖只幾個月時間，可是他後來運用文字的“潔癖”，對魏晉六朝文章的愛好這些方面，都明顯有著章太炎的影響。他一直到晚年，對這位老師都是十分尊敬的。1933年6月18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說：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許壽裳編的《魯迅先生年譜》1908年說：“是年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為‘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明確提出魯迅曾經加入光復會。從魯迅當時和章太炎、陶煥卿、陶望潮、龔未生這些光復會人交往的密切看，魯迅似乎是有可能加入了光復會的。可是那時同他朝夕相處的周作人卻以為不然，他在《關於魯迅之二》中說：“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他也沒有加入光復會。……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針對周作人的這人說法，許壽裳在答覆《魯迅事蹟考》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