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20年媒體人生:一問一世界

第1部分 (第2/4頁)

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後來我據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2010年10月，我參加了我的導師趙忠祥先生廣播電視50　年的研討會。他18歲成為中央電視臺的第一個男播音員，今年68　歲還在主持《人與自然》和《動物世界》。他講當時他進入電視臺的時候電視臺還是用膠片播出的。所以實際上在那個時候一切都是現場直播，機器上放著膠片，播音員現場配音。時間緊迫時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寫稿子，一邊寫一邊改，而播音員就要字正腔圓、不慌不亂、毫無差錯地念出來。當時的電視從業人員文字的功底，播報的功底，現場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輩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電視技術已經有巨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今天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很多的困惑。網路是巨大的挑戰之一。今年，老字號的美國《新聞週刊》也是因為受不了年年的虧損，開始叫賣，很多歷史悠久的大型的報紙已經紛紛倒閉。網路的第一波衝擊的可能是平面媒體，第二波則可能是電視媒體。影片網站、網路電視的蓬勃興起不可阻擋。雖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們接受資訊的習慣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坐在電視機前守候著一個節目開播，到像在網路上自由地攝取各種個人需要的資訊娛樂組合。而我發現電視觀眾也已經呈現出兩極化的發展，兩大收視群體分別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齡化的趨勢和老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而20～50歲左右的社會中間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從網路上獲取他們需要的資訊和娛樂，即使是電視節目也常常是在網上搜尋收看。在收視率的壓力下，電視人必須要滿足這兩極化的需求，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電視劇和綜藝類的節目佔據黃金時段。放眼全國的各省級衛星頻道，幾乎都把新聞壓縮到最小，每晚連續播放2～3集的電視劇，再加上原創或引進的綜藝類節目，訪談類、專題類節目已經都被移到11　點以後了。這似乎是一個潮流趨勢。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或不好，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現實，所有做電視的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

兩個月前我到臺灣，專訪了電視主持人蔡康永。數年前他在做《康熙來了》之前曾經主持一個電視節目《真情指數》。我當時看到這個節目在形式上與《楊瀾訪談錄》很相像，就主動跟他聯絡，希望兩個人能聯手做一個海峽兩岸不同領域代表人物的交叉採訪，但是後來由於電視臺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採訪中我們倆探討電視生態對於電視形態包括主持人風格的影響。他說他其實很羨慕我能把高階訪談做10　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但是能夠影響那些有影響力的人，所以就會有高階產品，比如汽車、電腦、酒類品牌，為了維護品牌的定位和影響力來贊助這樣的節目。在臺灣，電視節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贊助。在一切唯收視率是瞻的情況下，即使是晚間七點檔或者八點檔的新聞節目也變得更加娛樂化。如果大家更喜歡看一個醉漢跟警察打架，那麼它一定會代替伊朗核危機的新聞。加上臺灣獨特的地緣政治因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比較少，所以臺灣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國際事務不是特別關心，對於大的政治事件也並不是特別的關心，而是專注於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中的各種娛樂和八卦新聞。即使電視臺的主流新聞節目，也變得碎片化、娛樂化、世俗化。蔡康永說：“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你要想找內涵嗎？那就不要到電視上來找。楊瀾你如果能把深度訪談節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世有疑惑，必須發問（3）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走上《正大綜藝》的舞臺。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不可思議，無論是我的專業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