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20年媒體人生:一問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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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疑惑，必須發問（1）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楊瀾訪談錄》10週年的紀念，有一位媒體朋友不經意當中說，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還真是有這個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長也不短。

回頭一看，其實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趕路，顧不上停下來。借這個機會我停下來，回頭看看走過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後去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我採訪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徵”？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我曾接到一個簡訊，“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後一種人創造的。”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張海迪以殘障之身刻苦學習，終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讓我敬佩不已，更讓我感動的是在20　世紀80　年代的政治環境下，當有關領導告誡她應該把燙成大波浪的長髮夾起來以符合“英雄模範”的標準形象時，她在進入人民大會堂，進入聚光燈中心之前的一瞬間，果斷地取下了髮夾，讓一頭秀髮瀑布般地披在肩頭。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實的自己。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　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　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群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更公平、更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一個大教室裡面，100　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裡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一塊美金給他。”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世有疑惑，必須發問（2）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現所有的課程裡面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麼會得一個B　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我說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