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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賴特也同樣冷淡。他警告說，法國和義大利並不像元首想象的那樣一定會開戰。雷德爾海軍元帥雖未參與論戰，但很明顯，他也是持懷疑態度的。
會議於晚８時１５分結束。希特勒走後，戈林將雷德爾拉到一旁釋疑。奇怪的是，適才還持反對態度的勃洛姆堡，也在祈求海軍元帥不必對元首過於認真；元首的那番話，不過是要促一促弗立契，讓他加速軍備而已。德國根本不會與英國發生海上衝突。離開總理府時，雷德爾如釋重負，覺得希特勒並不真是要發動戰爭。畢竟，海軍連一艘服役的艦隻也沒有，陸軍和空軍也毫無準備。“我們之武裝起來，絕不是為了戰爭，而與英國開戰”他回憶說，“則完全是瘋人之舉。”
另一方面，牛賴特卻對元首的話置信不疑。但是，直到返回辦公室後他才真正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病倒了，不得不叫醫生前來。因受良心的驅駛，不到４８小時，牛賴特（後來為此事幾次心臟病發作）便把保密的誓言擱在一邊，與貝克和弗立契兩位將軍相會於本德勒大街，商討誘使希特勒放棄戰爭計劃的方法。兩位將軍答應盡力而為；若沒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必勝權，他們是不想打的。三人一致同意由弗立契再次向元首強調，如發動戰爭，在軍事上是蠢舉。然後，牛賴特再與元首辯論政治上的問題。
弗立契確曾於１１月９日在貝格霍夫會見元首。會晤結果如何，他雖未曾留下記錄，但在當天給他的好友馮·舒茨巴爾男爵夫人的信中說過：“新的難題接踵而來，而在我出發之前又必須解決。我真是精疲力盡了，比你在我外表上看到的要嚴重得多。”
幾小時後，他便出發前往埃及。他的論點肯定未產生什麼效果。希特勒對牛賴特連見都不見。
在那次重要的會議上，希特勒是否言不由衷？是否如同戈林所說，如同勃洛姆堡和雷德爾相信的那樣，他是在演戲？或者是，對他之心靈罕見的一瞥？從他的未發表的著作來看，以及從他發表的眾多的演說和對生存空間和猶太人的諸多說法來看，他講的全是真心話。兩星期後，他在宗特霍芬又作了一次講演，同樣認真地警告政治學員，若沒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德國是不能生存的，為達此目的，必須冒險進行戰爭。
他在那次決定性會議上講的那一番話雖然不就是戰爭的藍圖，但它確表明，如果外交威脅失敗，他將可能採取何種行動。即使要冒大險，他也決心發動一次外交戰。到１９４３年時，採用外交訛詐的手段也好，採取一系列的閃電戰也好，他必須清除一些較小的、初步的障礙：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然後是波蘭和法國。他希望能爭取英國中立，若做不到這點，他也要在軍事上教訓英國，強迫它不要過問大陸上的事情。這樣，到１９４３年時，他便能掃清道路，發動大戰——並將首要的敵人俄國打倒。不管如何，他決心走上好戰之途。憑著他的賭徒天性，他準備鋌而走險，走上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計劃要走的道路。
（５）在英國，新任首相對德國作出了更加妥協的姿態。“我們的目標”上任前夕張伯倫首相寫道，“是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政治保證，將問題作一總的解決；如果商談破裂，我們也要將破裂的原因搞成是德國拒絕我們在政治領域內提出的合理要求。”
張伯倫精力充沛，意志堅強，又很自信。一上任，他便立刻開始將其前任鮑爾溫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溫和。“我認為，既進行武裝又與德國和義大利改善關係的雙重政治，將引導我們安全地度過難關”在一封私函中他這樣寫道，“只要外交部肯大肆宣傳。”
由於他像總經理一樣管理著內閣，制服外交大臣艾登是不成問題的——艾登對是否能在可接受的條款基礎上與希特勒達成協議，持懷疑態度。
張伯倫公開宣佈願與德國合作後，德國於那年秋天對其真誠程度作了一次拭探。英國議長哈利法克斯勳爵收到了一份燙金請帖，邀請他參加由帝國狩獵協會主席赫爾曼·戈林在柏林主辦的狩獵展覽。哈利法克斯是米德爾頓獵犬協會主席，有意應邀；張伯倫也完全贊成，因為德國許下諾言，讓哈利法克斯會見希特勒。
他離開英國赴德，意在試探元首是否有可能與之取得諒解。但不幸的是，作為使者，他不是個合適的人選。哈利法克斯雖然為人正直、虔誠而古板，但對德國曆史和性格知之甚少，連《我的奮鬥》一書也未讀過。他覺得戈林“既坦率又有吸引力，像個年紀大的小學生，對自己之所為充滿活力和自豪感……他是個現代的羅賓漢，給我們的印象是綜合性的：是個電影明晃、盜魁、對財產感興趣的大地主、首相、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