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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天後，他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這次，他不但邀請總司令前來參加，還請了將領導此次進攻的人們。此次會議於１１月２３日中午在總理府內舉行——開始時調子很低。“此次會議的目的”他解釋說，“是為了讓大家對我腦海中的想法有個印象，因為，在未來事件中，引導我的正是這個想法。我不是請你們來聽我作決定的。”
接著，他便透露了各位聽者理應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驕傲自豪傳統的軍方已蛻變為只服從一人專政的唯唯諾諾的工具。“我一直懷疑，我是否應先打擊東方然後才打擊西方”他說。“基本上說，我是為了打仗才組織武裝力量的。打的決定歷來在我手中。我遲早要把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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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公開宣佈要當主人，但與會者卻未有吭聲不同意者。戈林後來作證說，出席者若作了反駁，這是明知故犯。“最高統帥作出決定後，一個軍人再沒什麼可討論的了；這既適用於一般軍人，也適用於元帥。”
希特勒繼而“非常謙虛地”說，他是更換不了的。“帝國的命運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將按此處之。”
他承認，他的全盤計劃是一場賭博，但話卻咄咄逼人。“我非勝則亡”他說，“我選擇勝利。”
“這是個歷史性的決定，可與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前腓特烈大帝的決定相提並論。如我要死，我將死而無恨。我是要這樣來度過我的一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結束講話時，他對自己的命運作了個陰暗的預言。“在這次鬥爭中，我非站則倒。我的人民若失敗，我決不苟且偷生。”
這些都是真心話。對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勝利便是“戈特達馬隆”——世界末日。
當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勞希契和哈爾德宣讀了他的一份講稿——關於陸軍高階將領中的失敗主義。勃勞希契大吃一驚，提出辭職。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說，作為一個將軍，他應與“其他軍人一樣”盡其職責，履行義務。對陸軍而言，這是苦難的一天，就像哈爾德在日記中雄辯而言簡意賅地說的一樣，是“充滿危機的一天！”
希特勒曾說過，誰要是妨礙他，他就消滅誰。勃勞希契和哈爾德都被希特勒的這一恫嚇嚇軟了腿。他們雙雙拚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邊。
剛好在一週後，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驚。１１月３０日，他入侵芬蘭。芬蘭這個國家，早在１９１８年，在德國軍隊的幫助下，曾挫敗一次共產黨叛亂。斯大林入侵芬蘭，令希特勒狼狽不堪。這不但是因為德芬關係較好，而且也因為它削弱了與墨索里尼本來已薄弱的聯盟。從一開始就反對德蘇條約的義大利人，與西方一樣，對蘇聯無故入侵芬蘭，也表示巨大的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羅馬觀察家》跟著教皇，對法西斯或納粹的入侵隻字不予譴責。現在它卻與教皇一起，痛斥蘇聯之入侵系蓄意侵略。齊亞諾寫道，教會與國民都給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壓力，令他“設法，讓德國失敗。”
事實上，１２月２６日，他授權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時和荷蘭代表說希特勒即將入侵（B比利時駐羅馬大使慌忙用電報將此情報轉給布魯塞爾。德國人截獲並翻譯了這份電報。
整整一個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慮參戰，並與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國即將入侵西方的跡象越來越多時，他又坐了下來，充當大哥的角色，寫信勸解其小夥伴。義大利總理從未如此大膽地直言不諱。但他的直率又令他關切。所以，直到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他才最終允許將此信拍發。他勸希特勒節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這樣一場戰爭，雙方都只有損失“現在，既然您已取得東部邊界，建立了有９０００萬人口的大帝國，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險——包括自己的政權在內——並犧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於讓遲早總會掉落的果實早些掉落，並由我們這些歐洲的新興力量來收穫。這划得來嗎？那些民主大國本身就帶有令他們的果實腐朽的種子。”
接著，他便批評與俄國簽訂的條約。這樣的態度，他知道，必然會惹元首發怒。“我覺得，您不能丟棄您曾高舉２０年、許多同志為它而獻身的反猶反布林什維主義的大旗；您不能放棄德國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
４個月以前，蘇聯是世界頭號敵人。現在，她怎麼能成為頭號朋友呢？“消滅布林什維主義之時，也是篤信我們兩國革命之日。”
１月８日下午，阿託利科親手遞交了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覆的，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