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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人民陣線，以工農兵委員會的名義，已奪取了匈牙利的政權，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貝拉·昆為首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貝拉·昆本人是猶太人，在３２名委員中，有２５名也是猶太人。因此，倫敦的《泰晤士報》便將這個政權稱為“猶太黑手黨”貝拉·昆的勝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膽子壯起來了。４月４日傍晚，委員會的代表們踏著厚達２０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見的大雪）艱難地行走在街道上。他們的目的地是離希特勒戰前住所僅兩座房子開外的羅文布勞大廈——在這裡，人們大聲宣讀決議：“消滅黨派，團結全無產階級，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與俄國和匈牙利的無產階級結成兄弟關係。這樣，世界上便沒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們全面實行社會化。”
這是個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現實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領導人是詩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張包括要求改革戲劇、繪畫以及建築的藝術形式，使人類精神得以自由。內閣由一群怪人組成。例如住房委員下令，此後各家的起居室，須一律建在廚房和臥室上方。然而，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還要算是弗朗斯·裡普——他被挑選為外交委員（即使在精神病院住過一些時候）理由是，他鬍子修剪齊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裡普給莫斯科發了一份措詞激憤的電報，攻擊埃斯納的繼承人偷了部裡的廁所鑰匙；並向伍爾登堡和瑞士宣戰，“因為這些豬狗未立即租給我６０輛機車。”
４月１３日，棕櫚主日，當原總理大臣，即那位社會主義教師霍夫曼試圖用武力奪取慕尼黑時，革命也就到此告終。即使擁有像希特勒等那樣戰功卓著的軍人，他卻從未有機會起事。其中一原因是，為了阻止第二團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聲疾呼：“說我們應保持中立這話的人是對的！畢竟，我們不是為一夥漂泊不定的猶太人站崗的革命衛士！”
雖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衛戍部隊保持中立。到黃昏，“霍夫曼起義”仍被粉碎，政權落入了赤色職業分子手中——由歐仁·萊維內領導，他是聖彼得茲堡人，父親是猶太商人。他們是共產黨派往慕尼黑去組織革命的。在逮捕了詩人托勒後，他們立刻將政權變為真正的蘇維埃。然而，他們違反了“即使能在區域性或暫時取得勝利”的情況下都要避免動武的嚴格的黨令，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派出相當一部分力量去與霍夫曼為重新奪取慕尼黑而倉促糾集起來的８０００名士兵對壘。那時，霍夫曼的部隊正向離城只有１０英里的達豪集結。
紅軍的總司令恰好是剛被共產黨逮捕的詩人恩斯特·托勒。他從獄中一出來，便躍上一起借來的馬，趕赴戰場，像舊時的武士一樣，決心“為革命而戰鬥”４月１８日，這位紅色的騎士指揮部隊向霍夫曼發動進攻。但由於他是個人道主義者，又是個個人主義者，堅持置慕尼黑的命令於不顧。首先，他拒絕炮擊達豪，企圖透過談判避免衝突。其次，當戰鬥打響時，他率領士卒進行戰鬥，幾乎未流血便取得了勝利。霍夫曼的部隊慌忙後撤。蘇維埃領導人下令槍斃他所俘獲的軍官。不用說，他又把他們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獄。
達豪一役失利後，霍夫曼被迫接受國防大臣諾斯克之“自由兵團”的援助。他們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計劃，並執行得卓有成效。到４月２７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圍。為報仇雪恨，被圍困的紅軍把蘇維埃共和國在全慕尼黑的敵人都抓了來。水兵們抓了反猶的“圖裡會”的７名成員，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共約１００名人質被監禁在留波爾德中學。
４月２９日，慕尼黑的包圍圈不斷緊縮，城內的革命者驚慌失措。有人謊報說，白軍已佔領了主要的火車站，頓時間，紅軍指揮部的人員便走散一空——除托勒（他獲釋，以進行最後抵抗）和紅軍的指揮官外。紅軍的指揮官決定對白軍進行最後的報復。因為不久前，”
自由兵團”曾在一石場裡處決５２名俄國戰俘和槍殺１０多名手無寸鐵的工人。他下令將關在學校裡的人質全部處決。托勒嚇得魂飛魄散，慌忙前去阻止這次屠殺。但，待他趕到時，最少有２０人已被殺害。
有個學生從紅軍殘存的陣線溜了出去，將這一暴行情況向“自由兵團”的指揮官作了報告。於是，他們便下令拂曉進城。５月１日，晴朗而溫暖。“自由兵團”從幾個方向朝城內傾瀉而來。除在霍普班諾夫和施霍賓地區遭到一些抵抗外，他們沒費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決了。“自由兵團”的部隊到處都受到被解救出來的市民們的歡呼。在馬裡安廣場還舉行了群眾集會。紅旗降落了，換上的是巴伐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