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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滿腔熱情”地來到慕尼黑，想在那裡學習三年繪畫和建築。但是，現實卻從未讓他實現夢想，他也從未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比起維也納來，想靠繪畫謀生，這裡更難，商業化的市場並不比維也納的更大，而他被迫蒙受走家串戶或在啤酒館裡賣畫的恥辱。但他堅信，儘管困難重重，他終將“達到自己立下的目標”１９１３年的慕尼黑有人口６０萬。在歐洲，它是個活躍的文化中心，其活躍程度僅次於巴黎。多年來，它一直在吸引許多慕名前來的畫家，但這些人，希特勒發現，都是腐朽不堪之輩：瑞士的保羅·克里，以及像坎丁斯基、佐侖斯基和布林柳克兄弟那樣從東方逃來的難民。他們全是“新畫家協會”的領導人。這個協會是在４年前創立的，目的在於給其成員更多的自由。希特勒屬古典派，與這種觀念格格不入，但是，這種理論的推崇者卻也在藝術上為慕尼黑帶來了發酵劑和激動。這肯定也刺激了年輕的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人。“慕尼黑稱之這些從東方的俄國和巴爾於半島逃來的長髮者為遊牧民族。他們源源不斷地湧進施霍賓，即北區。那裡，街道筆直……其目的，似乎只是為了保證在多數的畫室內能有充足的光線。”
儘管希特勒鄙視這些東方難民，但他自己是波希米亞人，也需要他們的自由和傳統。在這裡，他心目中的偶像曾創作出《崔斯坦和易梭德》、《詩歌會》、《萊茵河之金》；在這裡，居住著諸如斯特潘·喬治、雷納·瑪麗亞·里爾克那樣著名的德國詩人；在這裡，理查·施特勞斯正在寫他的歌劇，托馬斯·曼剛在不久前寫成《威尼斯之死》這篇小說，而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正在與希特勒的房子差不多一樣空蕩蕩的室內疾書《西方的衰落》這部著作之首卷。在靠近的一家名叫“十一個劊子手”的餐館內，《暴君的幽默》的作者、聲名狼藉的天才弗蘭克·韋迭金德正在演唱他創作的歌曲；在全德國，他創作的關於性生活和墮落性的話劇，令觀眾作嘔也使他們著迷。
自本世紀初，連最可憎、最荒唐的文藝和政治理論，皆大受歡迎的波希米亞主義之精神，就業已在慕尼黑存在，並吸引了全世界的不墨守成規的人們。在離施萊斯默大街只有幾幢房子遠的地方，即門牌１０６號，居住著另一位政治極端者——他從俄國流放出來，已居住年餘。他登記的名字是梅耳先生，真名卻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搞地下活動時人稱他列寧。１０多年前，他曾在這裡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著書立說。
現在，希特勒不但也佈施霍賓的咖啡館和飯店進進出出，而且也在享受思想自由的輕鬆舒適的空氣。他的叛逆天性和暴躁的神情並不嚇人。在這裡，他不外乎是另一個怪人而已，他也常常能找到願意聽他發洩怨言和講述理想的人們。儘管他與施霍賓內的波希米亞主義多少有些關係，他的繪畫風格卻一成不變，與他的烈火性格與激進的政治觀點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手法依舊是學院式的，而不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但很大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復活了。在圖書館裡，他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二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麵包，匆匆走上樓梯，走進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洛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曾幾次請他“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裡，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於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幾天。“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
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藉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
學習完後，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裡，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開啟，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於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