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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如果在近期行動過於魯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個占星學家威廉·烏爾夫（多年後，他成了希姆萊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顧問）也對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運佔了一卦，並特別指出了具體日期。他的預言也是凶多吉少：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８至９日，如對某事”採取暴力，必產生災難性結局”這些預言，許多人士均認真地加以注意。幾個德國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家業已考慮“心理占星術”問題。不久前，Ｏ·Ａ·Ｈ·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醫生Ｃ·Ｇ·容格的熱心門徒——指出，占星學或許就是心理學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對埃伯汀的預言的評語是：“女人和星象究竟與我何關？”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術，希特勒確實相信，他自己的命運終將引導他走向勝利；並且，如同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聲音外，其餘他一概不聽。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聽到了這樣的聲音，那是在瓦格納的老家，白萊特的萬弗裡德別墅裡——他正在該處拜訪瓦格納的８６歲的遺孀科西瑪。瓦格納的兒子品格菲的英國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納對希特勒及其國社黨早已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熱烈地歡迎他前來；她的６歲的女兒弗萊德萊茵覺得，穿著巴伐利亞*？短褲、厚厚的毛襪、紅藍花格襯衣、鼓鼓囊囊的藍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頰骨高高突*？臉色灰白。眼睛藍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飢半飽似的，但又有別的什麼，是一種狂熱的光澤。”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樂室和書房裡羞怯地、笨拙地來回走動。他躡手躡腳地走動，好像置身於教堂似的。後來，在花園裡，他向瓦格納一家談其他最近的未來計劃時，“他說得有板有眼，聲音也越來越深沉。後來，我們圍成一個小圈，像著迷的小鳥聽音樂似的，但他說的話我們連一個字都沒有聽進去。”
他走後，瓦格納太太說，“你們不覺得他註定要成為德國的救星嗎？”
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來，希特勒明顯地是個“騙子”也是個暴發戶。
希特勒來到街道的另一邊，拜訪業已癱瘓在輪椅裡的、年邁的豪斯頓·司徒·張伯倫。張伯倫是一位英國海軍上將的兒子，是看到德國的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國來的。他具有天才，過於神經質。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他所處時代的最優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納的崇拜者，與瓦格納的女兒愛娃結了婚。這個英國種族主義預言家對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當晚“他睡的時間更長，睡得更香”——自１９１４年８月受打擊以來最甜最香的一覺。幾天後，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他說：“只此一擊，我的靈魂之狀況業已改觀。在最需要的時刻，德國產生了希特勒——這正是德國活力之證明。”
張伯倫的這一番話，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覺，即：他是掌握命運的人。約在一星期後，希特勒與羅森堡和漢夫施坦格爾夫婦坐車在巴伐利亞的山間賓士時，由於公路被籠罩在大霧瀰漫中，他們的紅色“麥塞蒂斯”開進了溝裡。回慕尼黑時，一路上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後來，他對赫侖納說，“我注意到在這次失誤中，你一點兒也沒有害怕。我知道我們是不會受傷的。傷害不了我的事故決不會就這一次。我會安全脫險，成功地實現我的計劃的。”
（２）以通貨膨脹為偽裝面目出現的命運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於希特勒及其向柏林進軍。到１０月初，戰前的一馬克已值現時的６０１４３００馬克。一個雞蛋的價格約值１９１３年的３０００萬個。許多城市和工商企業都自行印製“緊急貨幣”以應付支出。帝國銀行無法拒絕接受這種緊急貨幣，或以與他們的貨幣等值處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貨幣成了大笑話：去年１２月印的平面額為１０００馬克的紙幣，現在給打上了紅印：１０億馬克（ＥｉｎＭｉｌｌｉａｒｄｅ）；巴伐利亞州銀行幾個星期前發行的平面額５億馬克的鈔票，現被蓋上了２００億馬克。這２００億馬克，假定當時能兌換８００美元，但是，待這張帶天文學數字的、不怎麼漂亮的鈔票的持有者來到兌換處時，它只值一個零頭了——假定有人願將硬通貨兌換給他的話。人們瘋狂了。他們不敢持有鈔票一小時。要是錯過一輛去銀行的電車，一個人的月薪便可能減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個年輕跑堂對美國記者埃納斯特·海明威說，他省下了足夠購買一座旅館的錢。現在呢，卻連四瓶香檳酒都買不了。“德國將貨幣貶值，為的是要欺騙盟國”跑堂說，“不過，我能從中得到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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