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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士、各種怪人、理想主義者、流浪漢、僱傭兵隊長、守紀律和不守紀律的、勞工和貴族。既有文質彬彬者，也有殘酷無情者；既有流氓無賴，也有善良的人們。有作家、畫家、短工、店主、牙醫、學生、士兵，還有牧師。他的魅力是廣泛的，而他也心胸開擴，既能容忍像埃卡特這樣的吸毒者，也能容納像羅姆那樣的同性戀者。對許多人說來，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時刻準備接納忠實地為反對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為德國的復興而戰鬥的人們。
“我最愉快的回憶就是這個時期”１９年後的一個冬夜，他動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憶。他高興地談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當我偶然遇見他們中某個人時，我非常感動。他們真心誠意地愛護我，真是動人。小小的市場攤販會跑著追來看我，‘給希特勒先生送幾個雞蛋’……我實在喜歡這些真心實意的人們。”
不管他的追隨者多麼卑賤，他從不針砭他們。也許是為了紀念在維也納的那些悲慘的日子，他在卡爾尼留斯大街開闢了黨的新總部。總部地方比較寬敞，是專為那些窮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隨者而設的。“冬天一到”菲力氣·波勒回憶說，“接待室便成了失業黨員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們在那裡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熱鬧。你常常聽不見自己的說話聲。主管克里斯汀·韋伯常常要用長馬鞭才能將他們轟走。”
（２）１９２２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動引起了盟國興趣。在美國駐德國大使的建議下，美國指派杜魯門·史密斯——耶魯大學學生，西點軍校畢業生，駐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對據稱正不斷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作出估價。”
史密斯被指示去見希特勒，“對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點”作一估計。他也要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和潛力作一調查。更具體點說，史密斯必須設法為下列問題找到答案：“巴伐利亞是否有可能宣佈從德國獨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發共產黨起義的危險？希特勒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否有可能奪取巴伐利亞的政權？駐紮在巴伐利亞的國防軍第七師是完全忠於帝國呢，還是分別忠於柏林和巴伐利亞？如果發生右派或左派騷亂或叛亂，它是否可用來鎮壓他們？”
１１月１５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達慕尼黑。在瑪利安巴德飯店安頓好後，他立即前往設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國領事館，拜見了代領事羅伯特·墨菲。２８歲的墨菲（後來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告訴史密斯，巴伐利亞的新總理“並不是個強硬人物”因為他僅是前總理卡爾的“一個工具而已”他說，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長，其領袖雖“是個單純的冒險家”但仍不愧“是個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潛在的不滿”希特勒瞭解巴伐利亞人的心理狀態，但是否“足以領導德國的民族運動”這還是值得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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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爾後的數天裡，他與陸軍將領，政府官員，繼位王子盧普科希特（“他肯定沒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個自由派報紙編輯，以及梅克斯·埃文，馮·舒本納·裡希特（德國血統，從波羅的海國家逃來的難民，借用其妻之爵位）進行了交談。舒本納·裡希特是羅森堡之密友，已開始對希特勒產生相當影響。他向史密斯保證說，黨的反猶主義“純粹是為了宣傳”之後，他便邀請史密斯到黨的新總部前參觀衝鋒隊的檢閱。
“確實壯觀”當晚史密斯在旅館的客房內作了這樣的記錄。“１２００名我從未見過的壯漢打著舊帝國國旗，帶著鮮紅的卍字臂章，操著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過，接受他的檢閱。檢閱完畢後，希特勒發表了講話……然後高呼：‘讓猶太人死亡！’等口號。人們瘋狂地歡呼。我一生都未見這種場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魯登道夫家裡與他進行了交談。這位將軍承認，他曾認為，”
首先要在俄國將布林什維克主義消滅，然後才能在德國消滅。”
他宣稱，盟國“必須支援一個能與馬克思主義對壘的強大的政府”而這個政府永遠不能“在現有的、混亂的議會條件下產生出來”“只能靠愛國人士去組織”他堅信，“法西斯主義運動是歐洲反動勢力覺醒的開始”墨索里尼對德國的民族事業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４時，史密斯在會見舒本納·裡希特的地方會見了希特勒。會談室“單調乏味得不可置信；與紐約破舊的出租公寓裡後邊的臥室相似”會見後，史密斯在筆記本里一開頭便寫道：“一個傑出的在野黨領袖。我很少傾聽一個如此瘋狂又如此通情達理的人發表議論。他控制群眾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