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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需要與人交往，但在戰後，他“再不能忍受孤獨”雖然他的小屋是孤獨的避難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館裡，沙龍里，咖啡館裡和平酒館裡過著另一種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館（與人民戲院相鄰）卡爾頓茶館（在布里安納大街，是上層人物的會面場所）和赫克餐館（位於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館留座，在平靜的角落裡一坐就是幾小時。他就是這樣觀察他周圍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總是在紐邁埃爾餐館與他的心腹會面——該餐館是個老式的咖啡館，位於彼得廣場拐角處，與維克圖阿利安市場相鄰。這是個長形的屋子，牆上鑲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這裡，在留給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將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訴他的追隨者（許多是中年夫婦）聽聽他們的反應。也是在這裡，他們一邊吃著經濟的晚餐（有些是他們帶來的）一邊閒聊和說笑。
其他的夜晚，他總是在弗朗茲·約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過。“他家的氣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樣照顧他的小安娜的呀！”
安娜，其實叫安納爾，是他的管家。自與妻子分居以來，他一直與她同居。在這些日子裡，最常與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許是他的新助手漢夫施坦格爾。他常將希特勒介紹給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爾遜總統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同班同學，赫斯特報業歐洲之主要記者）和威廉·馮克（他的沙龍吸引了許多民族主義富商）那樣的重要人物。他常與漢夫施坦格爾一起，參加埃爾莎·布魯克曼太太的晚會。
她出身於匈牙利的一家豪門，嫁給一出版商為妻，對希特勒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極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頭暈目眩。
在往訪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館內）後，他對漢夫施坦格爾說，他穿的那身藍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僕人們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檳酒。“你還沒看見他的浴室呢，連水溫都可調節。”
漢夫施坦格爾成了荻埃爾大街那間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過道上去（那裡有一架鋼琴）彈點兒什麼，好“讓他安靜安靜”漢夫施坦格爾發現這架老掉牙的大鋼琴盡走調，但還是彈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點頭，其實是心不在焉。之後，漢夫施坦格爾彈奏了《詩樂會會員》的前奏曲，他一邊彈奏，一邊希望這架老鋼琴別在他的重擊下散架子。他彈奏時，“滿帶李斯特的架勢，還帶著浪漫的姿態”希特勒聽得興奮起來，在狹窄的過道上走來走去，還在那裡比比劃劃，好像在指揮管絃樂隊。“這首曲子彈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將終曲彈完時，他已興高采烈，一切愁悶全都無影無蹤了。”
漢夫施坦格爾發現，希特勒能將《詩樂會會員》“倒背如流，還能用奇特的振動音吹口哨，將每個音符吹出來，且音調和諧”在這小小的過道上，幾乎天天都在開音樂會。希特勒不喜歡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較喜歡舒曼、肖邦的作品，還有理查·施特勞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歡的是貝多芬和瓦格納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賞”瓦格納的作品。對漢夫施坦格爾演奏的《崔斯坦》和《羅安格林》的各種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聽不厭。
由於受漢夫施坦格爾作風的感染，希特勒把他當作值得炫耀者介紹給他社交圈裡的所有人。“他將其他人關在水洩不通的房內，不告訴他們他去何處或與誰談過話，”
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戶，把我當作他的樂師，讓我演奏鋼琴。”
一次，在攝影家漢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學足球進行曲。他解釋說，拉拉隊的頭頭們和奏進行曲的樂隊能使群眾激動，甚至令他們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興趣很快便起來了。於是，漢夫施坦格爾便用鋼琴示範，說明德國的進行曲可以根據美國音樂快活的節拍進行改編。“不錯”希特勒一邊喊，一邊上下比劃，活像是個鼓樂隊指揮。“眼下我們就需要這點。好極了！”
漢夫施坦格爾用這種體裁給衝鋒隊的樂隊寫了幾首進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貢獻還在於將哈佛之《打，打，打》改成《萬歲，萬歲！
沉夫施坦格爾住在施霍賓，與１９１４年希特勒求學的那所大型學校遙遙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許，最吸引他的是漢夫施坦格爾的老婆赫侖納。她是德國血統的美國人，高個子，頭髮、面板、眼睛均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來時，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藍嗶嘰。“他很莊重大方，甚至有點謙虛”漢夫施坦格爾回憶道。“說話時很拘泥於下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