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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選舉並不令希特勒十分高興。魯登道夫將選舉成功一事歸功於自己。還有，由於他已獲釋，又可以為自己撈到資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歡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懼怕新的組織會將他的不合法的黨吞掉。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當時，有一本小冊子在各人民團體中流傳。它雖然承認國社黨人是人民運動的“開路先鋒和先驅”卻又挖苦地宣稱，“他們並不是救星”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權力已受到了威脅。對希特勒而言，整個事件是一個痛苦的卻又是寶貴的教訓。他發誓，除非他確信自己有權加強自己的權力，否則，他永不採取這種立場。
希特勒又遭到來自自己營壘中的攻擊。在起義後被查封的《人民觀察家報》的辦公室裡，德萊克斯勒和弗德爾二人，正在開展反對希特勒的運動。“他們稱希特勒為獨裁者和帶神經質的演員，並宣佈，如果要重建黨，就必須更嚴格地控制他。”
漢夫施坦格爾回憶說。一天，德萊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個小公園裡碰見了漢斯·弗蘭克，滔滔不絕地抱怨他們的被囚的黨魁。“他耍陰謀詭計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諾言，排擠我；現在呢，他又搞這個狂妄的起義，永遠毀滅了黨！”
希特勒一旦重獲自由，褐衣暴徒又會走上街頭的。“德國未來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賣了我。我到處反對他的原因就在於此。”
那年５月，庫爾特·盧德克從國外募捐回來，發現地下納粹黨混亂不堪。“各派之間，各派內部，都在爭吵。他們的敵對行動也不限於是私下裡的醜聞——敵對各方竟在街頭大打出手，根本不顧在吃驚的旁觀者面前出醜，也不顧給自己帶來的損失。”
他從漢夫施坦格爾、阿曼和埃塞處獲悉，羅森堡是黨變壞的根源。但羅森堡的說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說：“他們攻擊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雖然一籌莫展，他們卻不敢攻擊。若是剷除了我，他們便向最高領導前進了一步。”
盧德克決心親自去蘭茨貝格，向希特勒請示怎樣採取最好的方法將危險驅除。根據盧德克的說法，希特勒宣佈，黨必須採取一條新的行動路線。黨的前途不在於武裝政變，而在於投票箱。“我相信，這是我們的最佳行動路線，因為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對黨內的爭吵，希特勒似乎一點兒也不垂頭喪氣。“確實的，他對最後勝利充滿了信心，連我自己的疑慮也解除了。他的情緒具有感染力。”
然而，黨的裂痕繼續擴大。幾星期後，斯特拉塞爾與魯登道夫一起，建議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奠基，建立一個統一的人民黨，國社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加劇了黨內的鬥爭，也迫使希特勒採取斷然措施。７月７日，《人民使者》宣佈，他已“放棄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在服刑期間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請求他的追隨者勿前來探視，因為他工作繁忙，且正致力於著作。”
在某些圈子裡，人們猜測，希特勒以著書立說為藉口，以躲避互相殘殺的政治鬥爭。但是，早在被捕之前，他已在醞釀寫一本《猶太史》現在，他已有一更好的主意。這個主意一直纏繞著他，以致使他在政治上來個休假，以便將自己的想法付諸筆墨。除了在日記本里隨時將想法記下外，他還向莫里斯口述。然後，在牢房的安靜環境中，用從典獄長那裡租來的打字機，吃力地用兩個指頭將手稿打出來。
赫姆利希看守回憶道：“當他一部分、一部分地寫完後，便於晚間集會時向大家朗讀。”
這本書並不是都在良好的條件下寫成的。例如，下大雨時，窗戶會漏水。一天，當他在擦地板時，竟放聲大笑。原來，“在雜物和水潭中間”有隻監獄飼養的貓，“蹲在矮凳上舐凳子，舐得津津有味。”
他的最得力的助手是頂樓的一位新來者——魯道夫·赫斯。在希特勒被捕後，赫斯聽從了豪斯霍弗教授的勸告，自首了。赫斯幫希特勒出主意，想辦法，記錄希特勒的口述，還幫他打字。瓦格納太太也給他提供大量打字紙、複寫紙、鉛筆、墨水和橡平等等。
起初，這部書原定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但是，在第一卷裡——題目冗長，叫《四年半來與謊言、愚蠢和怯懦鬥爭的情況》——卻包括了對希特勒童年，在維也納的歲月，赤色革命，以及黨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動的敘述。於是，它便成了一個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故事，同時也給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不僅使他能講述三個他最拿手的題目——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和種族主義——而且論述議會政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