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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所知，連理解它們的正確觀點也沒有。”
瞭解到赫斯和希特勒誰也不懂地理政治後，豪斯霍弗教授便向他們講解拉扎爾著作第二版的基礎。但毫無用處。希特勒只從地理政治中取其所需。
赫斯雖然崇敬這位教授，但已拿定主意要當希特勒的貼身秘書，並把一生獻給國家社會主義。時至今日，他已是領袖的心腹。他證實，希特勒確實厭惡有損於黨的爭吵，且正忙於寫書。７月１６日，赫斯致函一大學朋友說，希特勒先生不想過問現實政治。“他暫時公開脫離對運動的領導。原因是，他不想承擔他一無所知的、發生在外邊的事情的責任，也許是因為與他們高見相違。他也無能解決沒完沒了的爭吵，至少在此處他無能為力。他認為沒有必要去介入如此渺小的分歧。另一方面，他也堅信，一旦他重新取得自由，他能將一切都轉入正軌。”
德國北部的納粹左翼堅決反對所謂的民間合併。他們譴責種族主義者，稱他們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有位學生領袖警告說，若與他們合作，“真正的國社黨人，尤其是工人”將被迫脫離國社黨。北方的左派分子雖然同意埃塞的看法，即合併是不可能的，卻不願與他來往。在魏瑪會議後兩天，有人曾寫過信，很明顯，信是寫給元首看的。該信希望希特勒出獄便前來北德，但勿帶赫爾曼·埃塞。北方是不能容忍這種人的。“我們不會像１９２３年時在慕尼黑那樣，在希特勒周圍築起一道萬里長城。生活在這裡的是流著北方血液的人們，他們反對政治上的奴顏婢膝，他們決不是懦夫。我們不是演說家，也不是唯利是圖之輩……只要求與元首取得聯絡……只想獻身於事業。”
由於這些人對基本問題的分岐加劇，希特勒更加下定決心脫離政治。７月２９日，他再次向《人民使者》發出一封謝客的宣告。“由於本人目前所從事之工作不容打擾”除書面確認者外，他此後不再會客。雖然他厭煩政治與會客，當日他確曾會見一日耳曼——波希米亞血統的黨員庫格勒。庫格勒向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你對猶太人問題的立場是否有某些改變？”
這是個幾乎刺痛肺腑的問題。“是的，是的”他告訴庫格勒說，“關於反猶太人的方法問題是有改變。我現在才醒悟到，時至今日，我對他們太軟了！在寫書時我才明白，如果要取勝，將來必須採取最嚴厲的反猶辦法。我堅信，這不但是與我國人民，而且也是與所有民族的生死存亡有關的問題。猶太人是全世界的害人蟲。”
（４）整個夏季，希特勒在“快活的寓所”裡過著舒適的生活，準備迎接新的戰鬥。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作上，期待早日能宣佈獲釋。９月１８日，典獄長雷波爾德給巴伐利亞司法部打了一份極有利於希特勒的報告，獲釋一事似乎也成定局。該報告稱服刑數月來，希特勒”嚴守紀律和秩序”“歷來合作，謙虛謹慎，對人彬彬有禮，特別是對本機關之官員。”
在報告末尾，雷波爾德預言，釋放後，希特勒不會再從事暴力或非法活動。“毫無疑問，在監禁期間，與先前相比，他變得更加沉靜，更加成熟，更加深思熟慮。他並未考慮反對現行政府的行動。”
開始，雷波爾德的強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於初秋獲釋。但是，巴伐利亞州警察局於９月２２日密報內務部，提出務於１０月１日釋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釋放，為安全故，他應被押解出境。他一旦獲釋，暴亂必然會由他而生，“因為他有能量”刑法一處對此建議不予理睬，宣佈希特勒可宣誓出獄。但是，司法部長提出申訴，理由是，犯人肆無忌憚地違反了來訪條例。這一申訴得以維持，出獄宣誓遂遭否決。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與從前一樣，他很快便克服了沮喪情緒，重新致力於著書的工作。“從早到晚”赫姆利希回憶說，“一直到深夜，人們都可以聽到他屋裡的打字機聲，和向赫斯口述的聲音。”
他也未忽視其元首的責任。在慕尼黑起義週年紀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發表演講。他一方面“全盤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向他們解釋失敗的歷史原因。“領袖的真誠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動了聽眾。”
１１月已過，但仍未有近期內出獄宣誓的跡象。他與先前一樣堅韌不拔。
與此同時，希特勒的一位最有聲望的追隨者戈林，正住在威尼斯旅館，企圖設法向墨索里尼借一筆款子，以應急需。戈林雖然傷體未愈，尚需重劑服藥，但仍竭盡全力，效忠元首。他的聯絡人是墨索里尼的一位代理人——雷奧·納格雷裡。戈林曾與他通訊，希望能從法西斯手中借到２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