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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在４８小時內國會將舉行特別會議。聽取關於清洗的全面解釋。到那時，他將以元首的身份對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包括“過份熱情”時所發生的不幸事件。
７月１３日是星期五，克羅爾劇院周圍戒備森嚴。一位老外交家評論說：“在其它國家，政府處於水深火熱中的情形我見過不少，但是即使在沙皇政府處於最危險的時期，我也未見過這種情形。”
從總理府到講臺的路上，兩邊都有警察和黨衛軍重兵警戒，劇院的各個休息廳都被反覆搜查。大小進口處都由頭戴鋼盔手執大刀的軍隊把守，禮堂內則安插了眾多的便衣暗探。“美國、法國和俄國大使均拒絕出席——沒有人看不出，在締造政權的人們中，一個狂暴的、既敵對又恐懼的時期開始了。”
上午８時，臉孔嚴峻的希特勒走上講臺。他扶住講臺，好像要保持平衡似的。他伸出一臂，生硬地行了個抬臂禮，接著便以較往常更嚴厲的聲音開講，似乎在向聽眾保證，他希特勒已再次控制了事態。關於清洗，他作了一個冗長而動人的解釋。他解釋說，清洗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各個集團採取了叛國的行動。他將這些集團稱為“破壞分子”和“國家的病態敵人。”
這可謂是在描述早期的他——以及他現在世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以天生的講故事者的技巧，描述了事態發展的全過程，一直講到他如何戲劇性地作出決定，親手參與平叛。他的表演，把劇院內的每個人都弄得有如吃了符咒——外國觀察家除外。在全國，人們圍在收音機前傾聽他的講話——同樣被弄得神魂顛倒。在美國大使館，曾發誓不再聽德國總理講話，除公事外不再與他會晤的多德大使（“一看見此人，我就有恐怖的感覺。”
也在聽希特勒的講話，但不相信他所宣稱的只有７４名策劃者——包括數名文官和黨員——在這場醜聞中喪生。他也不相信處決了３名曾“不知羞恥地虐待過”在押犯人的黨衛軍之說。最後一說，顯然是要說服巴本，曾屠殺像他的新聞官那樣的無辜者的兇手已受到懲罰。這種言歸於好的精神也以菩提議特赦而延伸至那些曾參與反叛、尚未受到懲罰的人們身上。“德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珍寶是內部的秩序和國內外的和平。讓我們大家都為此承擔責任吧。在這一歷史關頭，本人準備對過去２４小時內發生的一切承擔責任。在這２４小時中，本人作出了生氣最痛苦的決定；在焦急地考慮如何牢牢地掌握這個世界所賦予我們的最寶貴的東西——日耳曼人民和日耳曼帝國——的關鍵時刻，命運再次教育了我！”
仔細挑選過的聽眾唰地站了起來，熱情地向他鼓掌。就在高潮迭起的時刻，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也立時完成了：國會一致透過提案，把屠殺以“保衛國家安全的緊急措施”的名義合法化了。這樣，希特勒便在事後獲得了屠殺許可證。連片言隻字的反對都沒有。立法者將希特勒奉若神明，使他成為法律的唯一來源。
批准希特勒對沖鋒隊進行殘酷的清洗和殺害馮·施萊徹爾及馮·勃萊多夫兩將軍的軍方人士並不只國防部長馮·勃洛姆堡一人。軍官團對兩同志之死竟泰然處之，對希特勒之所為視而不見，理由是，鎮壓迫義是對國內和平的保證。“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結論”卡爾·鄧尼茨回憶說，“完全受內閣決議的影響。這個決議援引了國家緊急狀態條文，從法律上批准了所採取的一切措施。”
軍官們的感情感染了普通計程車兵。幾天後，部隊進行了遊行。當希特勒的敞篷車打一隊士兵跟前駛過時，士兵們高聲向他歡呼。“這種自發的遊行”法國武官報告說，“在德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敢於開口抗議的軍官只有那麼一小撮，而他們的領頭人又幾乎與興登堡一樣年邁。傑出的軍官陸軍元帥奧古斯特·馮·瑪肯森曾數次打電話給總統，希望他能阻止這場血洗運動。但他所得到的回答總是說，老頭子有病，不能說話。由於屢次受挫，瑪肯森便親身前往希特勒處，請求他重新建立公眾生活的正常秩序。他的話打動了元首，使他好一陣才說出話來：“可能是像您說的，元帥先生，但我也沒法子。我不能走回頭路。”
瑪肯森決心將真情告訴興登堡。他協助草擬了一份備忘錄，將施萊徹爾和勃萊多夫兩將軍被害的經過作了詳細的闡述，並要求懲罰肇事兇手。它也敦促總統將勃洛姆堡、戈培爾、雷伊、牛賴特和另外兩名納粹分子逐出內閣，並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一看守小組。提名中沒有希特勒，大概是在軍事專政下仍繼任總理。
這份備忘錄的結尾是極富感情的：“您閣下曾三次挽救德國於水火；在達能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