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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第三帝國。”
次日,在警察的協助下,衝鋒隊和黨衛軍在全國佔領了工會的辦公室。昨天還保證支援新政府的勞工領袖。今天卻在家裡被捕;工會的檔案和銀行存款全部被沒收,勞工的報紙也被封閉。至傍晚,有組織的勞工工會便在全德國被抹掉了。但是,希特勒向勞工們保證,在新的德國勞動陣線的領導下,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日子也會更富裕。沒有起義,也未出現有組織的抗議;至月底,龐大的勞動大軍便在卍字旗後邊乖乖地前進。他們陣腳未亂便從紅變褐。
成功並未使希特勒過激。希特勒變得小心謹慎,使黨內的激進分子摸不著頭腦。這點,可在5月中旬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呼籲世界和平的答覆中看出。希特勒回答說,總統建議讓美國介入歐洲關係以作為和平的保證,德國對此可能表示歡迎。上臺後的最初日子裡所提的好戰的要求消失了。“德國政府希望與其它國家的所有困難問題達成和平協議。德國深知,歐洲的任何軍事行動,即使完全成功,與可能得到的東西相比,犧牲都是不能成比例的。”
(*希特勒對總統果斷地推行新政的作法是真心欽佩的。“我同情羅斯福先生”兩月後他對《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說,“因為他敢於超越國會走廊和國家機構,直接朝自己的目標挺進。”
希特勒接著說,他本人是歐洲唯一敢於表示“諒解羅斯福總統的動機和方法”的領袖。
只有完全控制了自己政黨的人才敢於如此徹底地改變方向。“在我聽過的希特勒的演講中,這篇是最好的”羅茨納給他的孩子們寫道。“我常常不解,為何納粹能一舉將其反對派剷除——例如施特萊斯曼和勃魯寧——而他又敢發表那樣一篇撫慰的講話!反正,這是有關專政的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涉及外交政策,他們便如羔羊一樣馴服,如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畢蘇斯基(*約瑟夫·畢蘇斯基,1867—1935,波蘭將軍及政治家;1918—1922任波蘭總統,1926—1928及1930任波蘭總理——譯註)因為他們清楚,要在國內鞏固*?政權,麻煩是很多的,由此,在與外國來往時,凡像是麻煩的事情,他們都設法避免之。很明顯,希特勒並不想要戰爭。”
這篇演講不但撫慰了西方,而且也進一步向興登堡證明,新總理是可以信任的。至此時,希特勒已能成功地討好老頭子了。對老頭子,他既彬彬有禮又謙順可恭;他的論點之力量和邏輯,已把老頭子對他不相任的最後一點痕跡也抹掉了。“不到三個星期”希特勒回憶說,“由於我們進展極快,他對我已像慈父一般親切。”
由於興登堡已在他之影響之下,在逐步掌握全權的道路上,他已沒有什麼阻礙了。到初夏,一系列新的法令已確定了納粹黨在德國的統治地位。根據旨在“維護無法解決的血汗關係”的農場限制繼承法,首先屈服的是農業組織。結合“以種族為基礎的”定居政策,這就為希特勒在征服東部地區後,用只准日耳曼人定居的辦法解決這一地區的問題打下了基礎。當政府透過在國社黨的地區和州政權(不適宜地稱作《帝國營養地產》領導下的農民政治組織,牢牢地控制這塊土地時,希特勒本人則致力於征服德國的經濟。5月3日,《帝國地產貿易與手工業法》得以透過後,不到一個月,它便起到了“德國工商會”的作用。更有意義的是,6月1日成立了“德國商界阿道夫·希特勒基金會”使工業界和納粹黨雙雙受益。這樣,由於控制了市場和價格政策又有組織管理,德國的工業便走上了對政府完全奴顏卑膝的道路。
此時,希特勒正準備採取下一個也許是最重要的步驟:消滅政敵。共產黨早已被消滅;6月22日,社會民主黨被宣佈為非法,理由是它“敵視民族和國家”議會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被開除,許多社會民主黨領袖則與其他異端分子一起被拋進新近建立的集中營。幾天後,民族黨自動解散;兩星期後——正當希特勒在對其各帝國總督說“現在,我們必須將民主的最後殘餘消滅乾淨”時——德國人民黨也解散了。
至此時,希特勒已在內閣內增加了5個納粹成員,所以,當希特勒提出將德國變成一黨專政的國家時,反對者便寥寥無幾了。這個新建議不但無視憲法,而且也無視授權法本身,因它剝奪了國會的所有權力,歪曲了國會制度。“我們在內閣討論這一措施時,幾乎未遭反對”巴本回憶說。希特勒宣佈投票——一致透過。在7月14日法國革命紀念日那天,它變成了法律。
與蘇聯一樣,德國成了一黨專政的國家,黨受一人控制,而控制黨的人又夢幻迷心